再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从法律援助制度的视维分析/罗亚海

上一篇: 论人格权的发展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罗亚海
下一篇: 诉讼管辖问题研究－－－从民事诉讼的视角出发/张朝泓

法学论文写作过度援引之批判

方伟渊


　　过度援引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病症，是指过度地援引他人的资料，造成援引部分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过大。过度援引存在如下一些弊害：（1）浪费社会资源。很多东西在其他书里面都已经存在，为什么还要重复写作，并且付印出版呢？（2）凑字数，而无实际意义。一些学者往往声称自己在几年时间里写作了几百万字甚至几千万字的文章。如果剔除掉他援引的文字，恐怕就写了区区几万字吧。这样的学者适合编书，而不适合创作。这些学院派先生们写的文章，远远不如law-lib西湖法律图书馆中一些法律实务界的朋友们所写的实务性文章来得有价值。

　　当然，在讨论过度援引之前，我们还要澄清有关过度援引的几个认识误区：

　　1、过度援引是抄袭吗？

　　不是。过度援引在援引的过程中也是注明了出处的，但是援引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以致于自己写的文字寥寥无几。

　　2、过度援引侵权吗？

　　不是。过度援引可能援引了已经受版权法轻度保护的作品（如援引古文），甚至援引了没有版权的作品（如援引法律条文），因此过度援引不是侵权。

　　我们来看过度援引的一个范例，由于涉及到学术批评，因此我们简要陈述该作品的情况，而不列出作品的作者以及作品的具体内容。

　　这篇文章谈的是古代的封驳制度，属于法制史的文章。我们通过分析全文，发现全文总字数是2500字，其中援引古代文献的字数一共有1500字左右，计算下来援引的文字已经达到了60%以上。换言之，这个文章的10个字，只有4个是他自己写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写这个文章很难说是一种开创性的活动，而仅仅是一种资料整理工作。他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例如可以使人们很好地了解古代封驳制度，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研究”很难说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列出如下理由：

　　1、他援引的资料并非孤本

　　如果他援引的内容属于孤本和珍本，我们倒可以认可，但是他援引的资料都是可以很方便地找到的，例如援引了顾炎武《日知录》、《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中的内容。这些资料并不珍奇，将这么多的资料罗列在一起，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在写论文。倒不如说是本科生在做文献综述。假如某学者在墙洞里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史记》，那么他就算是全文附上也没人说这是过度援引，因为这个资料很珍贵，值得大量复述。

　　2、他援引的内容过多，但是并无价值

　　这位先生援引的典籍过多，总体超过60%，但是经过分析，这些资料并无特别价值。这样就使他不惜笔墨大量援引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

　　3、行文总体上有凑字数的色彩

　　从这位学者的行文上看，先是援引了一大堆的故纸堆，随后匆匆加上一两句的评论，这一两句话的评论之所以说他“匆匆”，是因为他没有任何论证，仅仅是根据这些典籍的内容再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基本上属于主观臆想，没有逻辑上的论证可言，可以认定为是在凑字数。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因为他写的文章中60%是援引了典籍的古文内容，而被认为古文造诣很高深，这其实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这样的学者被顶礼膜拜，不知道是谁的悲哀。

　　这样的学者其实现在很多。以我们所在的法学院为例，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的文章和书写来写去就是援引马克思的文章，从马克思的各类信件一直援引到资本论，马克思有多少著作，这位先生就有多少著作。很多人说他是专家，但是我们持保留意见，我们认为这样的援引工作根本没有意义，就是将他人的话复述，并且加上自己的一番没有经过论证的评价，这能有什么意义呢？

　　遗憾的是，这样的做学术方式在我国法学界是大量存在的，甚至有北大的学者愚昧地要统计各学者作品的被援引量，并且搞一个Rank，这有什么意义？无非是你援引我的，我援引你的，你说过的话我再说一遍，我说过的话你也再说一遍，这个过程中，无数的树木被砍到了，无数的纸浆被浪费了。一句话，中国的学者做学术一点也不低碳。

　　这在根本上所反映的是法学方法论的缺失，学者们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写文章，他们只知道援引得多的文章是好文章，却不知道援引得是否有价值。

　　最后，我们再对过度援引的问题发表一番看法：过度援引没有硬性量化指标，凡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被援引在文章内，都可以看做是过度援引；法学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开创性，不能过分地在援引上搞文章；法学学术研究要走出”唯援引”、“唯注释”的怪圈，就必须注重法学方法论。

本文由法律论文网（www.lawpass.cn）原创首发，如需转载须注明出处，欢迎广大学者批评指正，联系邮箱：master@lawpass.cn
税收法你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实施的专门适用于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税收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法律不仅包括由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饥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税收法律制度.而且还包括通过立法机关授权由政府制定、颁布和实施的法规;狭义的税收法律就是指由立法机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税收法律制度。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除了各种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机制不同外，任何一种法你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就某一类法你来奢，由于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因家的影响，使其在社会的实现程度达不到一致，造成各种法律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位也不同。由于我国的国悄和历史原因，社会对别事法律的认同度要高于其他法律。税收法律属于一种经济法规的范踌虽然在近几年法律体系逐步公全。但由于受政洽、经济、社会和历史传统习惯的影响，税收法律的地位还没有达到立法时的初衷，税收法律的社会认同度不高，要加强悦收管理工作，实现依法治税，就必须首先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
首先形响税收法律地位的因萦税收法律的不德定性，影响了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任度。法律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颁布和实施的，应具有相对的德定性.法律一经制定就不能径易地变动和修改。否则就会在社会形成一种无所适从的理念.久而久之，人们就会降低对法律的信任度。由于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税收法作具有相对的不德定性。这表现在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由政府制定、城布和实施的税收法规.经常发生一些帷订和变化。一方面，给税务机关的依法征管造成不确定因索.为悦收征管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给纳脱人形成一种误导，认为税法是朝令夕改。税务机关的征悦是随黛的，使纳悦人在履行纳悦义务时无所适从.本来非常明确的税收法津，在纳悦人中遗成了一种怀疑和模糊的溉念。在他们看来，依法纳税的法度没有标准严重时就会引发偷瀚税。怕特稿税收法律观念的陈旧，影响了社会对税收法律的认同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税收法律也对纳税义务的履行规定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可是，人们的依法纳税观念，却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我国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也在“更新、升级、换代”。长期以来国人生活在“人治”的社会氛围中，当社会经济需要逐步走上法治轨道时，人们虽然认识到“人治”是一种不良状态，但习惯定势一时难改。中国的法治精神先天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出现法治理念扭曲和真空状态，造成税收征纳双方价值选择的失范和迷惘。由于对税收的内在价值缺乏足够的认同。所以逃税、避税消极现象增多，依法治税步履维艰，税收法律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位置。
政府行为的不合理导向，使税收法律的地位得不到认可。依法治税，是政府积极倡导的税收精神。但是，在政府行为尚米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政府一方面依赖于税务机关依法收税，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干涉影响税务机关的行为。税务机关依法征税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发生矛盾时，由于政企不分观念的影响，政府把企业当作自己的保护对象，成为企业“慈祥的母亲”。充当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调解人”，把国家的税收利益权当成一政府囊中的一个祛码，在政府看来，企业是政府的企业，税务机关是为政府收税，无非是少收一些罢了。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税收法律出现了弹性，使税收法律的地位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权力本位意识和法律意识相背离，使税收法律的地位得不到维护。法治当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为起点，崇尚法律至高无上。但我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法律始终在王权下发挥御用作用，缺乏自身的独立地位。这种王化意识日积月累沉淀为社会意识，助长了区域性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地方保护主义实质是诸候经济的延伸，地方当权者把自己的管辖区域的利益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制定一些方针政策时，只考虑本地区的发展和利益，把国家给子的权力变为木区域利益服务的工具。随意向税劣机关发号施令，随意减征或加征国家税收，不切实际地增加、追补、调整税收计划，忽视税收法律的严肃性和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近几年来层出不穷，屡禁不，严重损害了税收法律的形象。税务机关内部执法机制的缺陷，使税收法律的地位不能很好地维护。税务机关是国家的执法机关，代表国家实现税收法律的意志。税收法律的制定和颁布仅是一种立法活动，税收法律和实施重在执法。因此，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直接关系着税收法律的尊严。由于税务机关执法行为的不规范性，本身对税收法律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就是一种侵犯。
　　一、表现在执法行为的随意性。执法是国家法律赋予某一机构的特定任务，这一特定任务是在国家法律的支持和约束下，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不可否认，由于特定任务的需要，执法者手中具有一定的权力。但权力是国家赋予的。如果把权力和国家法律分开来看，权力就成为畸形的、可以交易的、不可理喻的怪胎。但是由于几千年“人治”观念的影响，执法者手中的权力在特定环境下具有一定的不可约束性，权力就成为产生腐败的土壤。税务机关作为市场经济中国家税收的执法机关，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就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作为税收执法者本身的执法行为也受到人们或社会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传统观念形成的唯命是从观念的影响，二是由于局部现在和未来的影响，三是执法者本身生存和享受需要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行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有悖于国家税收法律和利益的行为。二、表现在轻视纳税的人权利。长期以来纳税人对法上权力、法外权力的非法运作表现为一种宽容，对自身权利表现为一种模糊认识，不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税务人员在实践中只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忽视或说是轻视纳税人权利。这是政府部门和税务人员法治意识淡薄的外在表现。这种对税收执法行为的约束软化，直接造成了对税收法律地位的损害。
　　其次维护和保障税收法律地位的对策建立严密科学的税收法律体系，保证税收法律的一定稳定性，增强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念。根据我国立法体制，税收法律可以分为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对于国家立法来说，制定和颁布的税收法律体系要健全，内容应科学，在制定税收法律时，立法的起点应高，尽量使税收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国家制定的税收法律的一定补充，制定的税收法律应以中央制定的税收法律为准，也应保持相对稳定，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增强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任度，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由政府或行政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后，慎重颁布实施。在此期间，尽力不作大的变动，也要保证法规的相对稳定。税收法律基本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特植稳定，公民对税收逐步熟悉、认识、理解之后社会对税收法律的信任度就会逐步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也就会被人们接受。逐步转变税收法律观念，提倡积极守法的精神。要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首先必须逐步树立税收法律的威严，转变社会对税收法律的意识和观念。在政治经济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都在发生着变化，对税收法律的理解和认可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需要在社会创造出一种法律氛围，提倡积极守法精神。将法律作为社会运行合理性的唯一认同，政府部门，纳税人都能主动、积极地运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积极守法包括共同维护税法精神，纳税人权利主张精神和纳税义务自觉履行精神。由于税收法律是建立在国家公民共同需要的基础上，因此维护税收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就不仅是税务机关的职责，而应当成为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义不容辞的责任。显然，征纳双方忽视纳税人的权利，同样与法治精神相悖。纳税人对权利的漠视，就是对权利主体价值的忽视。法治意识的提高便包括重视权利，主动伸张权利意识的提高。纳税义务自觉履行是建立在权利、义务平等一致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对纳税义务和维护税收法律责任的服从与承担，不再是外在强制的表现，而成为纳税人积极守法精神的重心。
　　规范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税收法律的机制。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相对滞后，使政府的行为不能有效地得到法律的制约，政府的职能处在一种无限的氛围之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势必政府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税收法律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法规，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减少政府行为对税收法律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建立严密科学的税收法律体系和制度。从法律上把政府对税收的不合理行政干予排斥在外，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非税”行为的发生，维护税收法律的尊严。转变税收法律的执法观念，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税收法律的地位能否提高，执法是关键。税务机关是税收法律的执法主体，对税务机关而言，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必须转变法律的执法观念，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实行执法考评激励机制。目前考评税务人员工作业绩基本上没有可操作的客观标准，严格执法和严格依法办事没有纳入考评范围，评定税务人员工作业绩的标准缺乏公开性和实质效力。改善这一状况必须从设置公开、公正、以法律和制度为评价标准的激励机制出发，把执法成效作为考评税务人员业绩的重要内容。此外，要充分认识到税务人员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因，制定严格的执法责任追究制，尽可能防止和克服税务人员的缺点，惩处税务人员在执法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对税务人员实施有效的、积极的激励和追究的同时，也必须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监察、审计和监督作用，保证税收法律的执行到位。
　　最后提高税收法律的地位，需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税收法律的地位是由法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税收法律地位的提高，必须创造出一种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法治是法律的初衷，法治是驾驭社会全部价值观的综合性概念，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是一种视为最高权威的概念和文化。这种观念、意识和文化尊严，以社会集体成员的意志为内容而形成规则体系。法治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尊严。但排斥个人在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地位。法治是一种价值体现，它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服从的法是良法。法治社会评判人们外在行为的标准是法律。可以这么讲，税收法治化进程，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税收法治意识将构成社会文化的主流，市场经济越发达，这种文化也就越发达，推进依法治税进程，离不开全民的法治意识，只要全民具备了良好的税收法治意识，实现依法治税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政府部门，税务人员要正确处理法权关系，真正实现从权力至上到税法至上的转变。那么依法治税的现状将发生质的变化，税收法律将成为全社会普遍共同遵守的法律，税收法律的地位将得到保障和维护。

北安市人民法院 乔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