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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资入台促进两岸经贸双向交流交往

解读台湾新增修的《关系条例》四十条之一、之二，六十九条，七十三条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称《关系条例》）是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于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同年九月十八日施行，国民党政府在立法说明中表示：“一九九一年二、三月间，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及行政院会议分别通过之国家统一纲领已明白宣示，在‘一个中国’之原则下，两岸应在交流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于民事事件，除本于‘一国两地区’之理念，适度纳入区际法律冲突之理论。”并对大陆地区人民“设有若干必要之限制”；《关系条例》分总则、行政、民事、刑事、罚则、附则等六章，计九十六条；后经历八次修正，增修订三十九条条文。二00二年二月台湾行政院长要求陆委会对《关系条例》提出整体修法意见，二00二年六月初审通过；从提出到立法院三读通过，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经历立法院四个会期，历经风波，《关系条例》在经过十一年后，新增修条文五十五条；民进党政府修法是基于：一、两岸交流现状及台湾民意已走在法律的前面；二、两岸均加入WTO后，台湾应履行承诺等因素。
民进党政府在二00三年十月九日的《两岸条例修法于第五届第四会期通过协商之说明》中表示：“两岸通航为高度政治面、经济面、技术面操作的敏感问题，非立法技术面的调整即可为之；”可见民进党政府对《关系条例》的重大翻修主要着重在立法技术面与事务性；部分条文参考了台湾的《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的立法设计与方式。
二00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民进党政府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检讨修正说明》称：“两岸长久以来处于政治分立之状态”“大陆以高度政治取向操作两岸直航议题”“‘以民逼官’，‘以商围政’，‘地方包围中央’”“一再设立‘一个中国内部事务’的政治障碍”“直航是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不可回避的问题”“但直航也会增加两岸企业竟争的压力。如果两岸人员、货品是向大陆倾钭的流动情况，则直航对台湾经济的负面效应可能大于运输成本的节省。”“在海运方面，大陆以“台湾海峡两岸间航运管理办法”规范台湾与大陆之海运航线，且将之定位在特殊管理的国内航线，造成政治上的障碍。”“在空运方面所涉及的问题其复杂程度较海运为高，大陆目前尚无规范台湾与大陆之空中运输之法法规”“因此，解决通航障碍之作法，须由双方共商可接受方式来进行，并签订相关协议，再由双方据以修订内部法规来执行。”“双方可共同接受的谈判模式，才能共同解决两岸通航所面临的问题及障碍。”
一九九二年国民党执政时制订《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其在立法说明中表示：“在‘一个中国’之原则下”“本于‘一国两地区’之理念，适度纳入区际法律冲突之理论。”
二00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民进党政府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检讨修正说明》关于两岸通航的问题中表示：“‘一个中国内部事务’与‘特殊管理的国内航线，’是政治障碍。”
如上所述，民进党政府虽对《关系条例》有重大修正，如增加复委托机制等，官方到民间，由单一的海基与海协到多元全面接触。但其各项委托授权的方向与空间，将成为观察两岸关系是否有可能发生变化的重要指标。《关系条例》其修增法条是粗线条的、原则性的，授予行政部门的行政权空间很大；如果民进党执政或国亲两党执政，会因其各自政党对台湾定位理念上的差异，对制定与《关系条例》相关的配套措施、许可办法、执行等产生影响，从国民党政府一九九二年的《关系条例》立法说明与民进党政府二00三年的《关系条例》修正说明中的差异可见一斑；故为同一部《关系条例》，执政者的行政权空间大，为不同的政党执政时，对执行《关系条例》及其配套法规采取各自的解读，执政者决定执行力，《关系条例》执行力有待明年台湾总统大选后由哪个政党来执政。执政党的态度将成关键因素，而台湾主流民意决定台湾由哪一党为执政党，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本质上由台湾主流民意决定；未来可能上台的执政党有不同思维与理念，也将可以透过行政权，清楚的反映在具体的行政执行上。
因此《关系条例》的修正，在短期内不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此次开放幅度没有超出台湾目前的政策范围。多数是配合现状补正。将走在法律前面现状规范化、法律化。
但《关系条例》其他经贸等法条的增修订条文，从两岸民间经贸交流交往的角度来探讨是值得肯定的，例如：
第四十条之一：“大陆地区之公司组织，非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在台湾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不得在台从事业务活动；其分公司在台营业，准用公司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一、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一条至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三十八条及第四百四十八条规定。
前项业务活动范围、许可条件、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撤回、撤销或废止许可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经济部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本条为新增条款，对大陆地区公司组织在台从事业务活动，采许可制，参照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一条及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经台湾主管机关经济部许可，可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可在台从事业务活动；大陆分公司在台湾营业的基本规范，参照台湾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七条，准用公司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规定。另有关文书送达、登记改正及更正、核发证明书、费用收取及执行等一般规定一并准用。台湾公司法第七章规定，外国公司非经认许并办理登记，不得在台湾境内营业，其无意在台湾境内营业而派代表人在台湾境内为业务上之法律行为时，应报请备案。大陆地区公司组织在台从事业务活动，参照此种规定管理，大陆地区公司组织在台湾地区从事业务活动，应先经许可。至于偶发、非经常性之个别法律行为，不是四十条之一所规范的。四十条之一第二项明定授权订定办法的法源依据。有关大陆地区之公司组织在台设立办事处或分公司，其从事之业务活动范围，或其它应遵行事项等，授权台湾经济部制定相关办法予以规范。四十条之一与修正条文第七十三条之规范意旨不尽相同，该条系规定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须经许可，始得在台从事投资行为，本条系针对大陆地区公司在台为业务活动之规范。

根据台湾《关系条例》新增订的四十一条之一，大陆地区的公司可以在台湾设分公司或设办事处；申办公司的办理程序是：
应备齐有关材料向台湾“经济部”商业司第一科申请认许，经认许给予认许证后，再向在台湾境内设立分公司所在地的省（市）政府建设厅（局）办理分公司设立登记之后，始得在台湾境内营业。
申请人认许时应提供如下证明文件：
1）申请主办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
2）申办在台公司营业范围；
3）资金总额及在台营业所用资金金额；
4）在台湾境内指定的诉讼及非诉讼代理人姓名、国籍、住所或居所及其授权证书；
5）公司章程；
6）股东会或董事会对申办台湾公司的决议；
7）在台营业计划书等。

陆资公司申请认许，如公司名称非中文时应译成中文，并标明国籍及公司组织之种类；
申请认许时公司名称无须加具“XX分公司”字样。
公司申请认许前，应先依“公司名称及业务预查审核准则”之规定，向台湾“经济部”商业司第六科办理公司名称预查，其名称之使用，并受前述准则和台湾“公司法”第十八条规定的限制。
陆资公司登记使用名称为中文者，其申请认许之名称应与其本公司登记相同。
陆资公司应在台湾境内指定其“诉讼及非诉讼代理人”，该人并为陆资公司在台湾境内公司的负责人。至于陆资公司在台湾分公司之经理，就“执行职务”之范围内，固为公司负责人。但其权限与职能与“诉讼及非诉讼代理人”不一样，陆资公司指派的“诉讼及非诉讼代理人”兼任在台湾分公司的经理，也是可以的。
陆资公司无意在台湾境内营业，而指派代表人在台湾境内为业务上的法律行为，即设立代表处，应报明之事项有：
1）公司名称、种类、国籍及所在地；
2）公司股本总额及本国设立登记之年、月、日；
3）公司所营之事业及其代表人在台湾境内所为业务上之法律行为；
4）在台湾境内指定之诉讼及非诉讼代表人之姓名、国籍、住所或居所；
5）设置代表人办事处者，其所在地。
以上报明事项如有变更，应向“台湾经济部”办理报备事项变更。
陆资公司能否在台湾购置地产？台湾《关系条例》新修订的六十九条规定：“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或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公司，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移转不动产物权。但土地法第十七条第一项所列各款土地，不得取得、设定负担或承租。
前项申请人资格、许可条件及用途、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审核方式、未依许可用途使用之处理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另：二00二年八月八日正式公告，八月十一日起开始受理申请的《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转移不动产物权许可办法》的规定：陆资可入台在整体经济项下投资观光旅馆、观光旅游设施、工商综合区、公共建设办公大楼及高级住宅出租住宅等。但缺少配套法规与措施。
陆资公司经认许后，可以依法在台湾购置其业务所需之地产，但以大陆法律准许台湾公司在大陆购置地产为条件。其申请应向台湾省（市）政府建设厅（局）提出，并转呈台湾“经济部”核准。
在台湾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的主管机关及其职权
一、台湾“经济部”商业司的受理范围：外商认许、报备、实收资本额新台币一亿元以上以及公司所在地在金门、马祖地区的台湾公司；其次：依台湾“外国人投资条例”及“华侨回国投资条例”设立的公司。
二、台湾省政府建设厅的受理范围：实收资本额未达到新台币一亿元其所在地在台湾省辖区内的台湾公司及外国分公司。
三、台北市政府建设局受理范围：实收资本额未达到新台币一亿元其所在地在台北市辖区的台湾公司及外国分公司。
四、高雄市政府建设局受理范围：实收资本额未达到新台币一亿元其所在地在高雄市辖区内的台湾公司及外国分公司。
五、台湾“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受理范围：加工出口区内之公司。
六、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受理范围：科学工业园区内之公司。
论死刑在中国的废除

中国政法大学 杨辉


内容提示：

死刑是当今世界上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故又称为极刑。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愈来愈受到人民的质疑，废除死刑已成为今天文明世界的共同愿望。中国，是一个历来以“严刑酷法”威震于世的泱泱大国，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死刑 废除


前言

二百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著《论犯罪与刑罚》面世后，其中关于死刑存废引起重大的学术争议。时至今日，这场延续了二百年的争议似乎还没有给人满意的结论，但是由这场争议所带来的影响却随处可看，因为这场争议给了人民一次机会，一次对于死刑存在的利弊重新思考的机会。2002年12月9日至10日，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的召开，使得中国关于死刑存废的问题再一次成为中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引发了本人对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那么，对于由野蛮时期产生，在这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依然适用的死刑，是否应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废除呢？ 以下是本人就此问题的思考。


一、 死刑的概念及存废争议

死刑(Death Penalty)是国家为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正是因为死刑通过消灭犯罪分子来达到惩罚犯罪和防卫社会的手段，其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功能，使得历史上各国统治者对其“钟爱有佳”，把其作为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那时的死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利亚用将近1/10的篇幅宣传关于限制以至废除死刑制度的惊世言论。此后，死刑，这一统治阶级视为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法宝”开始被受质疑。是留，是废？保留派和废除派各有其说。
“死刑保留论者如是说
一，对可能犯罪的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 刑罚越严厉，有理性的人就越害怕，威吓作用就越大。而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试想哪一种刑罚能比剥夺人的生命更恐怖。
二，对罪犯本人，死刑可以从根本上制止其再犯罪。 如果没有死刑，即使罪犯被判终身监禁，他还是有可能在监狱中犯罪，例如杀人、越狱、殴伤其他囚犯等。只有将其处死，才可以防止他继续犯罪。
三，死刑是重罪犯人应得的报应，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 死刑可以满足人们的报应观念，满足人们本能的报复心。对那些用残忍手段杀害无辜者的犯罪人，理应受到相同的或相称的处罚，而死刑就是最公平的惩罚，否则，就意味着被害人生命不如犯罪人生命重要。
四，死刑比长期监禁那些最危险的犯罪人更省钱。 处决一名死囚，只需要花费一枪、一针的代价，长期监禁则需要支出大量的财政费用，而保留了生命的犯罪人，在长期监禁中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很小。
死刑废除论者如是说
一，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即使人们同意刑罚的目的在于阻吓将来犯罪的发生，也不一定要坚持惟有死刑才可达到最大的威慑作用。事实已经证明，存在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而以无期徒刑为最高刑的国家，死刑与无期徒刑对于犯罪的威慑力是相等的。
二，死刑断绝了犯罪人悔过自新的道路。 死刑以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除人内心的恶，这无疑是将生命作为刑罚目的实现的手段，而改造犯罪人的观念却被悬置起来。
三，死刑是远古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遗留。 报应论的公平原则虽然是合理的，但有些情况下，执法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对罪犯施以惩罚。
四，死刑涉及到对生命权的保护，社会应该为犯罪行为承担必要的代价。 从经济的或者功利的观点看，一般来说，处决罪犯的确比长期关押罪犯更省钱。但是，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1]
无论这场关于死刑存废的学术争议还将持续到何时，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场争论似乎并没有阻止死刑在一些国家废除脚步，从18世纪的奥地利到现在111个国家实际上废除了死刑，这就是很好的例证。那么本人也相信，在今天这个21世纪高度发展与文明世界里，这场争论也不可能阻止得了中国废除死刑的必然性。(据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底，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有84个，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这15个，实际废除(虽有但不执行)的有22个，全面废除的国家多达74个，即实际废除的国实已达111个。)
二、 中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死刑的状况
中国刑法关于死刑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础完成的。这次修改不仅是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对有关《刑法》中死刑的规定应作现相应的修改，同时也是对国际日益高涨的人权运动所作的回应，因为中国存在的死刑与人权存在着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导致中国的人权问题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因此， 1997年的《刑法》便在这种国内及国际新形势的压力下，开始对死刑作了相应的调整。有关死刑的罪名共计68种。
中国死刑的适用
中国刑法在死刑在适用的范围、主体、程序作了相应的限制。在范围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方面，《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死刑核准程序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另规定了死缓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
中国学术界关于死刑存废的主要观点
“我国在学术界对死刑的态度大致分为几派：一派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完全废除死刑，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少数；另一派主张至少要维持现在的有死刑的罪名的数量，并可以考虑适应增加死刑的数量，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是少数；第三种观点主张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减少刑法中规定的死刑的数量，限制死刑适用的范围，严格死刑的执行程序，这种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处于主流地位。”［2］

　　中国死刑到底是废是存？存与废的意义又是如何？下面就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1979年的《刑法》中有关死刑的规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因此在其基础上产生的1997年《刑法》也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

一、死刑罪名较多，辐射范围较广。

据统计，我国共有68种罪名可适用死刑，其中危害国家安全7种，危害军事利益和国防利益14种，危害公共安全14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8种，侵犯人身、民主权利5种，破坏经济秩序16种，贪污贿略、侵犯财产各2种。死刑罪名较多，辐射范围较广，与此相应，我国每年判处死刑执行死刑数量较大。有官方数字显示，2001年31个国家有三千多人被处以死刑，比2000年增加了，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其中中国占比重的80%。
二、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缺乏等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