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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省录音录像制品管理细则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8:22:51  浏览:8813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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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省录音录像制品管理细则

河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河北省录音录像制品管理细则
河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录音录像制品(指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唱片、有声录音带和录像带,以下简称音像制品),是有思想内容的视听出版物。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这项出版事业,对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文艺繁荣,发展电化教育,普及科学知识,都有重要作用。
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批准的《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加强我省音像制品的管理,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淫秽的音像制品,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特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音像制品管理工作的机构和职责:
(一)省广播电视厅主管全省音像制品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组织制定音像制品出版事业的规划;
审核并呈报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和复录生产单位的设立;
监督检查音像制品出版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管理音像制品进出口业务;
音像设备的管理;
其他有关事项。
(二)各地、市、县广播电视部门负责本地的音像制品管理工作。
(三)根据工作需要,省广播电视厅已设立音像制品管理处;省会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局设立相应机构;其他地、市广播电视部门不设专门机构,但要明确一名领导同志负责,并指定专人作具体工作;县广播电视部门要有人兼管,并将此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四)公安部门负责查禁收缴反动、淫秽和其他违禁内容的音像制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批准设立单位的登记管理和市场销售音像制品管理工作。
第三条 省文化厅和省教育厅负责办理本系统同业务有关的音像制品出版呈报工作。
第四条 发行销售的音像制品,必须由国家批准的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出版。任何单位的自录音像资料以及广播电视播出的节目,只能在本单位使用或与有关单位作为资料交换。如需出版发行,应交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办理。
工业生产单位和商业单位,不得从事音像制品出版业务。
第五条 音像制品出版单位的设立,需由省广播电视厅签报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广播电视部批准。县、市及其以下不设立音像制品出版单位。
出版发行附有音像的读物,由省文化厅报文化部核准,并向省广播电视厅和广播电视部备案。
电影片音制品的出版发行,由电影发行部门负责。
第六条 音像制品的出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一)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应制定年度选题与出版计划,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报省委宣传部审批,同时抄报省广播电视厅和广播电视部。
(二)图书出版社和电影部门的音像选题与计划,按音像制品出版单位的报批手续办理。
(三)音像制品出版后,样品报送省广播电视厅和广播电视部备查。
第七条 没有原音像制品出版单位的授权,任何单位不得翻录复制,也不得删节改头换面另行出版。违反者,原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可向司法机关控告。
第八条 设立音像制品复录生产单位的报批手续,按本细则第五条办理。开展复录生产,必须与音像制品出版单位签订合同,保证有正当途径和经常的节目来源,不得从事私自翻录和销售活动,产品质量要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第九条 音像制品出版和复录生产单位被批准后,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企业登记,经其审查同意,按服务业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其音像制品必须注明出版单位和复录生产单位名称和印制年份。
没有营业执照的单位,均不得从事音像制品的商品复录生产业务。
对于不注明音像制品出版和复录生产单位名称的音像制品,任何单位都不得经销。如有违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查处。对有反动、淫秽和其他违禁内容的,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条 关于开办闭路电视和开办营业性录像带放映:
(一)开办闭路电视的单位,要经过其上级主管领导机关批准,并到省广播电视厅登记备案。
(二)任何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如开办营业性的录像带放映,均应经过县、市广播电视、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审查批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服务业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并接受广播电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营业性放映录像带的范围与本条(三)同。
(三)闭路电视和各地各部门的录像机,除供专业使用(例如电化教学)外,如播放文化娱乐性的录像带,原则上只能使用国内的节目和国内电视台播出的国外、海外节目以及国内公开发行的进口影片。
(四)旅游饭店的闭路电视,应按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旅游饭店闭路电视宣传问题的暂行规定》,一般只播放国内的节目,如需播放国外、海外录像节目,应选择内容和情调健康的,并送所在地区广播电视部门报省委宣传部审查批准。
第十一条 各地各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取得的与本专业无关的,特别是那些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及生活方式的录像带,根据中央、国务院规定,要全部登记上交省委宣传部,经过审核,交省广播电视厅作为资料存放,并订出借用制度和使用范围,严格执行。
教学、科研、公安、军事等专业录像带,由省、地、市教育、科研、公安和军队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并向省广播电视厅备案。
各地市各部门,要将本单位现有录像设备的数量、产地、型号、购进时间以及录像设备管理人员姓名,报送所在地区(市)广播电视部门;省直机关直接报送省广播电视厅。以后购进录像设备的单位,均照此办理。
各地、市、县公安部门的录像设备,由省公安厅负责管理和登记,统一报省广播电视厅。
第十二条 音像制品进口有关事项:
(一)香港、澳门、台湾和外国的文艺唱片、盒式有声录音带和录像带,一律不得作为商品进口并在市场出售。
(二)科研、文教、艺术、军事等单位业务需要的音像制品进口,分别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办理;广播电视播出用的音像制品,由省广播电视厅进口,海关凭有关部门的证明,办理进口手续。
(三)对个人携带自用的和由其他途径输入的音像制品,海关应当进行审查。凡有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和色情、淫秽内容的音像制品,以及进行宗教宣传活动的音像制品,一律没收。对于内容极不健康的音像制品,也不准进口。
(四)所有进口的海外音像制品,如需也版发行,必须由音像制品出版单位纳入出版计划。报省主管部门批准,经由省广播电视厅报广播电视部备案。
第十三条 音像制品出口有关事项:
(一)经营音像制品出口的单位,由省广播电视厅会商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同意,报广播电视部会商经贸部批准,并向海关总署备案。
(二)出口音像制品的目录及发行情况,在定期报广播电视部的同时,抄报省广播电视厅。
(三)国内出版公开发行的音像制品,允许个人在自用的原则下,少量携带或邮寄出口。
(四)与外商合作的音像制品出版业务。一律由国家批准的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办理,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向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办理营业执照。有关项目和合同,经省广播电视厅签报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并报广播电视部备案,同
时抄送海关总署与有关口岸海关。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为外商录音录像或提供音像母带。如有违犯,由海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五)国内出版、生产、公开发行的音像制品批量出口和音像母带出口,经省广播电视厅同意后,出具证明,到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申领出口许可证。
(六)凡根据中外科技、文化、广播一类合作协定或其他协议,从事资料或节目交换等非贸易性的音像母带和少量产品出口,不申领出口许可证。经省广播电视厅报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出具证明,海关凭证明文件和出口单位填写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查验放行。
第十四条 与外商以补偿贸易方式进行来料加工的音像制品复录生产业务。要经省广播电视厅会商省对外经济贸易厅批准。产品全部外销,不得内销;其节目必须持有外商所在地区的版权证明,并保证没有反动和色情、淫秽的内容。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本细则,对本地区复制、销售、播放音像制品严加管理:
(一)要经常地、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教育,提高识别和抵制精神污染的能力。要把不录、不放、不看、不存、不传反动、淫秽的音像制品,纳入“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和建设文明单位活动的内容,制订公约,常抓不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二)凡属内容反动和淫秽的音像制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或私下出售、复制、出租、代客复录和播放,也不得从海外电视、广播中收录或转播这类节目。
(三)凡是制造、复制、贩卖和组织播放、传播反动、淫秽的音像制品,均属违法犯罪活动,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四)违反国家有关音像制品管理规定者,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第十六条 本细则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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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刘洪涛

内容摘要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个近年来争议颇多的问题,如何对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进行准确定位对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在纵向关系上,公立高校通常被界定为行政组织的一种。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沿袭这种理论,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制订的高校内部规则不具有可诉性。另外,我国高校内部管理规则普遍将特别权力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杂糅在一起,十分不利于学生权益的维护。 本文以高校与学生之间具有行政色彩的特别权力关系以及不具有行政色彩的民事关系为脉络,着重从维护学生权益的角度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定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关键词:公务法人 特别权力关系 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内部规则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tudents is a widely controversial problem, realizing the nature and legal position of universities is vital to solve this problem. According to , universities belong to public welfare institute, looking form administrative angle, universities belong to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There is the noun “Public interests legal person” in Germany and Frances’ administrative theory, they ten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as “special power legal relation”, which the theory of china has inherited and created the theory of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 under which the regulations made by universities can’t be suited in court. Furthermore, the regulations of universities often confuse the special power relation with civil law legal relation, which is a barrier to advocate students’ righ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pecial power relation and civil legal relation, describing the legal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from the new angle of being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rights,


一?公立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
(一)我国理论界对公立高校性质及法律地位的定位
我国《民法通则》以是否营利为标准,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其中非企业法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公立高校属于其中的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从纵向关系上看,我国学理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
作为事业单位,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比较特殊。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如高校购置办公用品时即以民事主体身份而与供应商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据其公法职能对学生、教师等内部人员行使管理权力,与之发生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如高校做出对学生开除的处理决定等。
(二)比较法视野上的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公务法人
对于高校的法律定位,我们不妨从比较法的视野做一下横向比较。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营造物”的概念。按照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的解释,公营造物即“掌握于行政主体手中,由人与物作为手段之存在体,持续性地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在欧陆国家,公营造物又有公务法人之称,即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的公法人。公务法人可以分为若干种类,我国台湾学者一般将公务法人分为如下类别:1服务性公务法人,如邮局、电信局等;2文教性公务法人,如公立学校、图书馆等;3保育性公务法人,如医院等;4民俗性公务法人;5营业性公务法人。公务法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公务法人是依公法而设立的法人,众所周知,大陆法系国家对公法与私法存在着严格的划分,高校即属于依照公法而设立的公务法人。其次,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职能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公务法人的职能侧重于服务,而机关法人的职能侧重于管理。
  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与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极为相似,两者都注重主体的公共服务职能,并赋予主体在必要时候对这种公共需要进行管理的权力。但两者在语意上略有不同,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称谓,而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显然体现了纵向各上的“公务”与横向上的“法人” 两种关系,公务法人这一概念对该类组织性质及法律地位的表述一目了然。
在德国行政法理论中,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地位,即公法上的权力主体和私法上的民事主体。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具有如下特点:1.公立高校是独立法人主体;2.公立高校是非营利性机构,国家设立高校的目的是提供教育服务、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而不是攫取利润;3.公立高校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教育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并在必要时对这种需求予以管理。这一点对高校的定位至关重要,高校更主要是作为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一个管理机构而存在。
  二?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特别权力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发生的提前是法律法规赋予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职能。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力,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理论界一般将这种关系定位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即行政主体对其内部人员基于公法上的权力义务形成的法律关系,如国家机关与其内部公务员之间、高校与作为其职工的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大陆法系公法学说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公法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德国,在传统的德国公法学理论中,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基于主权作用,在其管辖范围内行驶公共权力所形成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外部行政关系。后者则是指行政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在其内部基于内部关系实施管理所形成的内部权力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内部行政关系,如公务员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形成,可以是强制形成的,也可以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形成方式,权力主体对相对方均有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都负有服从的义务。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他们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法律救济。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但是作为严格的法律术语,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从法律层面上讲,纳入法制管辖的各种关系即转化成为法律关系,无论是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一旦转化为法律关系就毫无例外的受到司法管辖。我国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并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行政法理论界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逻辑缺陷。因此,特别权力关系的表述更为合理。
高校在依教育法律法规或高校规章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存在,高校依据国家赋予其的提供教育服务并进行管理的公法职能行使特别权力,学生负有服从容忍之义务,此时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特别权力关系,例如高校规定学生不得违反考场纪律,即是依公法职能进行管理,学生负有服从与容忍之义务。
(二)平权型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平权型法律关系,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对作为相对方的学生并无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的义务,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例如学校因收取住宿费、为学生订购教材等事项而与学生形成的法律关系。
相比特别权力关系,在平权型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身份平等,即双方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2.权利义务平等,高校与学生均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3.意志形成自由,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现象,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不是他人强迫的结果。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对收缴学费关系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下,学生支付的费用依旧不是其学习费用的完全对价,故这种关系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应划为行政法律关系的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在公立高校学费制度后,学生支付的费用虽不完全等额于教育资源消耗,但毕竟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对价。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从根本上否认学费收缴关系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次,高校不能因学生的不缴纳学费行为而给以行政分或处罚,故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国家财政支持高校运作的费用是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例如国家财政对学生贷款予以部分贴息,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将学生与银行之间贷款关系归纳为行政关系。
三?特别权力关系视角下的高校内部规则
(一)高校内部规则的性质
高校内部规则即高校为了维护学校秩序、落实对学生监督管理,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而制定的约束学生学习与生活行为的内部规范。高校通过内部规则进行管理是其约束内部成员的主要方式,是落实高校教育管理职能的细化手段,是特别权力关系中高校基于其教育管理职能而对学生的行为做出的规定和约束。正是由于特别权力关系的存在,高校内部规则才既区别于一般的外部行政法律法规,又区别于其他的社团内部规章。在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享有公法权力,使其制定的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法效力,不同于一般团体制定的内部规则,如私营企业对其员工的纪律约束;同时,高校内部规则是对高校内部学生的管理和约束,又使其区别于其他普遍性的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法律规范。因此,高校内部规则是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的内部管理规定,对内部学生具有约束力。
(二)高校内部规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
高校内部规则既然是进行高校管理的必要手段,并且其制定有着法规和法理依据,那么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内容合法合理的高校内部规则,其效力是无庸置疑的。关键在于高校内部规则合法及合理的认定标准,合法可以分为内容合法与程序合法。
内容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内容符合法律原则、法律规范。高校的内部规则首先应该遵循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规范,不违反教育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不应与以上法律法规的原则相抵触,更为重要的是,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原则性问题上(如退学权),高校内部规则的实施标准不应严于宪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尽管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出于高校自主管理的考虑而将这项权利更大程度地留给高校自主行使,但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问题上,高校显然应该在现行法律的标准、范围内予以制定细则。否则,在事关公民受教育权问题上将出现法律漏洞,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也缺乏相应的明确的法律依据。高校内部规则往往是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的进一步落实,是学校的“基本法”。这一“基本法”的实施显然关系着作为管理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
程序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产生、修改、通过等程序均应符合法律规定,执行高校内部规则的行政行为也应该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从制定上来讲,高校内部规则应该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因为高校内部规则是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的“高校基本法”,公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宪法,相应地,学生也应参与到事关其基本权利的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中来。然而,我国《高等教育法》将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权力全权交由高校校长行使,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校校长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高等教育法》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大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生这一高校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参与高校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而却鲜明规定了校长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不得不说是现代法治的悲哀!
  至于合理,则是指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实施、规则内容、处分标准等均应体现公正合理的法理精神,例如不能因上课迟到而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因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这种内部管理规章中未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可能不具有可诉性,可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应该确认合理性原则,或者提供一个参考意见。既然我国当前教育法律法规尚未解决内部规章的合法性问题,其合理性问题缺乏相关规定就不足为怪了。
(三)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性
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与否,实际取决于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如前所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诞生伊始,其不可诉性便得到广泛确认。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的内部行政关系学说继承了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传统,以致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对特别权力关系下的行政行为可诉性缺乏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为数不少的高校开除学生的案件。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排除了法治行政原则的适用,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行政法的批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仍可能存在涉及相对方基本权利的事项,如高校对学生的退学处理、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公务员的辞退等。然而按照传统的行政法学法理,这种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没有可诉性,而是完全按照高校内部规章来处理。这在当今法治社会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这为法律调整留下了空白地带。德国行政法学界对此反应犹为激烈,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2比较权威的划分方法是依行政行为是否涉及相对方的基本权利把特别权利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对于管理关系,例如拥有特别权力的管理者对其内部人员的服装、仪表、作息时间规定等,属于内部行政规则,不能提起诉讼。对涉及基础关系的决定,即公务员、军人、学生的身份资格取得、丧失等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德国行政法学界的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法学界意义深远,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
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并最终被打破,然而内部行政关系的可诉性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而且现行法律并未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解决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现象,例如学生对高校取消学位行为的不服进而提行政诉讼。在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法律规定严重滞后于社会生活。我国行政法律应该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方法,为包括高校内部规则在内的内部行政规则的可诉性问题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越来越多地国外学者不满足于内部行政关系中只有基础关系才有可诉性,学者们不断提出即使不涉及基础关系的管理关系,一样具有可诉性。如学生荣益称号获得权等,也应该纳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原因是这些荣益称号可能为获得者带来升学、就业等便利甚至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利益。深入剖析受管理者愿意接受高校章程约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利益。当国外行政法理论走得更远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还在为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可以纳入司法管辖而徘徊。
过于强调司法管辖又将导致行政权力的低效甚至枯竭,因此上面这种观点有唯美主义之嫌,然而它所提出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将荣誉称号的授予权赋予司法管辖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可不可以考虑由法律或教育规章来规范荣誉称号的评定标准和程序呢,什么样的学生是三好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学生干部,最好落实到量化的指标,例如对成绩设定一个硬件条件。退一步讲,司法不管辖此类问题,高校也应该制定出具体标准,对此标准的不认同,应该纳入法律最终解决的轨道。     
四、我国当前实践中高校与学生关系的误区及对策
(一)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误区

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徐州市煤炭经营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

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常委会


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徐州市煤炭经营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11月24日徐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4年12月17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徐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废止《徐州市煤炭经营监督管理条例》的议案,决定废止《徐州市煤炭经营监督管理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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