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驻辽宁省中央管理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有关问题的通知（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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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驻辽宁省中央管理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有关问题的通知（已失效）
财政部 劳动部
财政部 劳动保障部关于驻辽宁省中央管理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社〔2002〕11号
有关中央管理企业，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劳动保障厅，财政部驻辽宁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财政部驻大连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切实做好驻辽宁省中央管理企业(以下简称驻辽中央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函〔2001〕79号)、《听取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有关问题汇报的会议纪要》(国阅〔2001〕28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期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财政补助资金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社〔2001〕104号)等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驻辽中央企业要按照国函〔2001〕7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积极稳妥地开展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以下简称并轨工作)。驻辽中央企业并轨工作原则上按照《辽宁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实施意见》(辽政发〔2001〕25号)等配套文件和所在地级市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驻辽中央困难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所需经济补偿金，由中央财政给予必要和适当的补助。本通知所指困难企业，是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确需关、停、并、转，且自1999年以来连续2年亏损，上年度严重亏损，固定性支出大于现金流入的国有企业。
三、驻辽中央困难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标准，按照所在地级市的有关规定执行。中央财政对驻辽中央困难企业经济补偿金的补助，原则上不超过所需经济补偿金总额的80%，其余部分由企业自筹解决，企业自筹确有困难的，由所属总公司(或行业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总公司)帮助解决。驻辽中央困难企业与职工的各种债权债务，由企业与职工协商解决，中央财政不予补助。
四、驻辽中央企业负责研究制定并轨实施方案，包括实施步骤、时间、组织领导、各项相关政策、拟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的基本情况、经济补偿金供求情况、社会保险接续办法、拖欠职工的债务偿还办法等。实施方案要听取职工代表大会意见。总公司对所属驻辽企业的并轨实施方案进行审定汇总后，形成并轨工作总体方案，分别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备案。
五、驻辽中央困难企业的并轨工作要按下列程序办理有关手续：
1.驻辽中央困难企业拟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首先要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告并附并轨实施方案，包括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计划、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负债情况、职工工资发放情况、进中心职工签订的协议书、领取基本生活费明细表、当期拟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及构成、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需求、拖欠职工债务额度及构成、自身筹集经济补偿金能力等情况，并填报《补助资金申请表》、《计划解除劳动关系职工情况明细表》(同时附《计划解除劳动关系职工个人情况表》)。驻辽中央困难企业必须在所在地市级工商银行开设单独的经济补偿金专户，并将企业自筹经济补偿金部分及时划入经济补偿金专户。
2.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对企业并轨实施方案进行审核，重点审核企业当期应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基本情况、经济补偿金支付标准、经济补偿金实际需求额、社会保险缴费情况等，并在企业填报的《补助资金申请表》上签署意见。
3.财政部驻辽宁省、大连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负责对辖区内驻辽中央困难企业经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同意的并轨实施方案、银行出具的经济补偿金专户企业自筹资金到位回执复印件等材料进行审核，并在《补助资金申请表》上签署意见。
4.总公司在对经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和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审核同意的并轨实施方案等材料进行审定汇总后，向财政部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并负责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直接拨付到驻辽中央困难企业经济补偿金专户。
5.驻辽中央困难企业根据总公司审定批准的并轨实施方案，办理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并将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人员档案移交、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和接续养老保险关系等有关回执及时上报总公司。同时，要在经济补偿金专户所在银行为每个解除关系职工建立个人收款账户，在收到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后2个工作日内将经济补偿金从企业经济补偿金专户直接划入每个职工的个人收款账户。
6.财政部驻辽宁省、大连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要及时对辖区内驻辽中央困难企业经济补偿金发放工作进行跟踪检查，对企业经济补偿金专户当年实际支付给解除劳动关系职工本人的经济补偿金数额、财政补助和企业负担的经济补偿金数额等进行审核，并于下年1月底前汇总出具辖区内本年度经济补偿金发放情况的审核报告，分别报财政部、劳动保障部。
7.年度终了后，财政部与总公司清算中央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财政补助资金时，对驻辽困难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金财政补助资金单独进行清算。
六、总公司和辽宁省各级劳动保障、财政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各负其责，积极稳妥地做好驻辽中央企业并轨工作。
总公司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在继续做好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案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帮助、指导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操作，严格审核把关，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切实做好所属企业的并轨工作。
辽宁省各级劳动保障、财政等部门要加强对驻辽中央企业下岗职工并轨工作的业务指导，规范驻辽中央困难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审核和审批程序，及时出具相关证明和回执，认真做好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各项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转移工作。对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或生活困难的家庭，要按规定提供失业保险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对驻辽中央企业，尤其是解除劳动关系的再就业困难人员，要积极开展“促就业、接保险、保生活”等再就业援助活动，通过提供公益性岗位，及时发给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证明，帮助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等措施，帮助其尽快实现再就业。
七、总公司和驻辽中央困难企业对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必须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挪用。如发现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现象，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单位及当事人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八、各总公司要督促所属驻辽中央企业认真做好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关闭善后工作。驻辽中央企业要对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以来的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上报总公司，做到人员去向、劳动关系、资金使用、账目资料“四清”。总公司要对所属驻辽中央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审计，负责将再就业服务中心结余资金收回，并将审计报告上报财政部。
刑事诉讼案件公开的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 刑事诉讼/公开/司法独立
内容提要: 尽管法律文本对刑事诉讼案件公开已有初步的规定，但是因为其尚不完善，导致司法运行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严重后果是影响了法官的独立决断和对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要改变当前法官在审判中的尴尬境地，应当构建比较健全的刑事案件公开机制，保障公众权利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合理界限。
因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相对封闭性，决定了立法确立的刑事诉讼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但是“行动中的法”并不总是因循守旧，文本中的法总会被不断突破。[1]（P39）审判公开之外，刑事案件信息由于种种原因被不当公开，使得尚未定论的司法话题不恰当的演变为了公众话题。刑事司法运作中，案件信息公开呈现混乱状况：一方面，公众意见借助网络、电视、手机、广播、报纸等等现代社会各种及时、高效、无孔不入的信息传播介质，浸入司法的运作过程，导致案件审理法院和办案法官常常处于法律和公众意见的夹缝中艰难决断；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新闻监督权和公众话语权的不当行使，也受到了来自司法领域和法学领域的责难。
一、研究的问题
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让公众与媒体知悉，被称为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各个国家刑事案件信息公开机制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但现实中的刑事案件信息公开出于抚慰受害者、教育公众、社会治理以及新闻报道的需要，在审判公开之前、之外，已经被部分地公开了，从而客观上为公众在案件判决前，提供了知悉案件信息的途径。然而，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审判态度的表达，一方面起到了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例如对缺乏程序正义的诉讼过程的不认同，使办案法官不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依法审判；而另一方面，在媒体引导下或者说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判决的不适时、不恰当表达，以及公众在不了解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仅凭一时感情而对案件是非对错进行的评价，却会极大影响法官正常办案。
随着刑事犯罪的专业化和随之而来的案件的复杂化，加之公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官的知识并不总是完全重合，而是存在一种知识集合上的“相交”关系，导致不同知识背景下两种不同认识之间的误会，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在移植法背景下，这种误会得到再次放大。正如有学者指出：“司法判决与公众认同之间存在着距离和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司法现代性进程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模式与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之间的整合出现了断裂。”[2]（P32）作为一个常识：拥有不同知识的两个群体，对同一问题一般情况下很难达成共识。这时与其说公众意见对刑事司法在起监督作用，不如说公众意见已经极大影响了法官对案件的独立决断。
1966 年，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Clark）在 Sheppard（注：这里有必要对 Sheppard 一案进行简要交代：塞姆·谢泼德（Sam Sheppard）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1954 年因涉嫌棒杀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他自称无辜，辩称其妻之死乃是外人入室将他击昏后所造成。此案公开后，立刻引起全国和地方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评论和报道随即铺天盖地而来。在谢泼德被捕前，各报纸就认定他犯有谋杀罪。一篇社论题为“为何警察不侦讯首要嫌疑人？”要求将谢泼德拘押在警察局进行询问。另一篇社论则质问“为何不把谢泼德投牢入狱？”于是，谢泼德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其后，各种形式的媒体仍继续鼓噪。例如，“邻居揭露谢泼德有‘性伴侣’”，“车库发现血迹”，“警方宣称发现谋杀罪新证据”，等等，诸多报道与评论频频出现在有关媒体上。而对于庭审过程，媒体亦紧追不放。记者、照相机、摄像机充斥法庭，在选定陪审员、举证及认定事实等方面，媒体极力施加影响。主审法官为了竞选连任而放之任之，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陪审团的判断不受干扰。此种情形一直持续至有罪判决做出后方才停息。谢泼德以审判过程被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在依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获得联邦法院重审其案之前，谢泼德已在俄亥俄州的监狱里度过了十一年的时光。若干年后，谢泼德的上诉审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五卷载有倾向性内容的剪报，以作为谢泼德受公平审判权利受到侵害的证据，See Ronald L．Goldfarb，TV or not TV：television，justice and thecourts ，1998，NY：New York Univ. Press，p．10。1966 年 Sheppard 一案得到重新审理，但是这一次审判宣告谢泼德无罪释放。几年后谢泼德去世。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一案的判决中写道：“正当程序原则给予被告获得不受外界影响的公正陪审员审理的权利。鉴于现代传媒的煽动能力和将陪审员与有倾向性的报道隔绝开来的困难，上诉法院有责任对审判情形作出独立的评价。若是审前的倾向性报道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可能损及公平审判，法官应当延期审理（continuance）直至影响减弱，或将案件转移到另一未受传媒沾染之地区进行审判（change ofvenue）。另外，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绝开来（sequestration of the jury），也是法官本应根据辩护律师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道而可能失去公正，应令重新审判。但是，我们应记住推翻判决只是治标之道；有效措施乃是那些将偏见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的措施。法院必须采取如此措施以保护其秩序不受外界不当之干扰。检察官、辩护人、被告、证人、法庭工作人员或执行官员皆不得影响法院的此种保护功能。”（注：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
公众意见干预司法程序的情况客观存在，其产生的强大影响力我们难以想象，但是刑事办案人员尤其是法官（注：法官代表国家对案件的权威性裁断，代表了一个刑事司法程序的完结。而在判决作出前案件信息不当公开所造成的消极后果，都要由法官来消解。）却在切身感受着这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刑事案件公开本身，因为让诉讼尽可能地在阳光下进行已是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刑事案件信息被不恰当地公开了。可以说，整个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由于缺乏规制，已使司法活动陷入了困境。
二、中国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文本与现状
在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方面，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作了初步的规定，但从实际运行来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法律文本粗疏
刑事案件公开机制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设计，我国关于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的立法在宪法、刑事诉讼法中都有所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1 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另外，2007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进一步规定了审判公开问题。但是《意见》中对一些问题的规定仍然较为原则，并不易操作。如《意见》第 22 条规定了有权决定裁判文书公开的人民法院和具体的公开方式：“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内的情况制定通过出版物、局域网、互联网等方式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逐步加大生效裁判文书公开的力度。”笔者通过可以掌握的各种检索途径，没有发现高级法院制订的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
从以上的立法规定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案件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而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庭审前的准备阶段等其他阶段的案件信息的社会公开并没有做出规定。审判公开是以公开审理案件为核心内容的。更具体些讲，指的是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这也被我国学者界定为刑事诉讼的“审判公开”原则。[3]（P86）审判公开本身作为彰显刑事司法正义与司法透明的制度设计无疑是司法进步的标志。但是，立法规定的审判公开满足不了大众和新闻媒体对案件知悉欲求的需要，更无法涵盖司法实践中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已经公布于世的事实。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案件具体在何时公开？ 由谁来公开？ 不同案件究竟以何种方式公开？ 庭审之外法官是否可以对案件发表意见？ 法官能否向媒体谈论自己关于案件的看法？ 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指的是哪一级人民法院的庭审和宣判要公开？ 在二审法院对案件正在审判中，一审法院就案件的细节能否公开？ 对这些问题，我们发现少有可以操作的依据可循。即便是对审判公开进行了相对较为细致规定的《意见》，也不能解开我们的疑惑。
（二）司法运作失范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必然要映射为比较混乱的现实运作。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审判公开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
1. 形式大于实质的审判公开。首先庭审公告很不规范，很多案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公告，公众无从知悉案件何时开庭，就无法旁听案件审判；其次以笔者大量观察来看，未经法庭允许的记录、拍照、录音、摄像，一般会被法警与法官即刻制止。而申请对案件进行新闻报道需经级别较高的部门批准（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第 23 条规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转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由此可见，对新闻媒体的报道，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法院本身还是持很谨慎的态度。）。近些年公众能在电视等相关媒体上看到的“庭审直播”都是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准备，并且大多属于“形象工程”，因此通过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这一合法、正规渠道，大众与新闻媒体往往很难获得有价值的案件信息。另外，即便是实践中各地法院推行的审判公开后的裁判文书公开，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通过与众多法官的交流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裁判文书公开承担的政治功能多于司法功能。哪些裁判的文书可以向社会公开，哪些不能公开，都由法院根据各个案件不同情形定夺。
2. 审判公开之外的“公开”更是混乱。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检察院还没有提起公诉，公安部门的相关人士出于种种考虑便接受了媒体采访；当事人为了争取对己有利的舆论环境，而“极富智慧”地向媒体透露案情；新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和关系网络迅速获取案件信息进行报道；诸多的案件甚至还没有判决，已经成为了民众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主流媒体甚至对一些案件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进行公开讨论和投票表决。例如备受公众关注的许霆盗窃案，在判决还未做出时，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传播，几乎使许霆案家喻户晓（注：这其中有很多电视台进行的关于许霆案的讨论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大家看法》栏目，更是请来了国内知名的刑法学专家、律师、评论家等专业人士对案件进行讨论。参看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2008 年 3 月 1 日的《大家看法》栏目：《许霆案的法内法外》。中央电视台的这次节目是在 2008 年 1 月 14 日，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之后，2008 年 3 月 31 日广州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之前这一关键时期进行的，鉴于央视在中国新闻媒体中绝对的权威地位，我们很难说，办案法官会不受节目内容影响。在该栏目开始时主持人说：“假如有这么一台自动取款机，你取一千块钱它就给你一千块钱，但是你的账户上却只扣一块钱，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有一个叫许霆的青年就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他的选择是不停地取钱，取了 171 次，一共拿了 175000 块。他这么做的后果被一审判了无期徒刑。不过这个案子前不久又被发回重审，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而他那段‘荒唐’的自辩让很多原本支持他无罪的网友都倒戈了。”这段文字也是央视国际网站该栏目的内 容 简 介。具 体 请 见 http：/ /space．tv．cctv．com/act/video．jsp？videoId = VIDE1204376069652891，最后登录时间 2010 年 12 月 10 日。）。
3. 公众意见的作用力进入审判场域，成为法官无法摆脱的“案外因素”。刑事诉讼程序的完结是以案件判决生效并交付执行为标志的。在法官还没有做出判决，正在对案件材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甚至还根本没有接触案件时，案件的部分案情即见诸媒体，实属违背法理。先通过媒体而不是法庭和案卷了解案件，这难免会对法官心证的形成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使审判流于形式。尤其是当公众对案件的是非曲直已经形成了绝对性的倾向时，法官的裁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形成的社会成见的影响。而要使法官作出与公众意见相悖而忠于法律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至少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和法官将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注：这种压力既来自舆论，也可能来自上级和相关部门对压力的再下放与强化。）。更为严重的情形是，法官有时对舆论信息的接触甚至是主动的、兴奋的，[4]（P19）已经形成了审理案件先看舆论导向，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不良司法“惯习”，严重侵蚀了司法的独立性。
三、案件不当公开对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法律规定的只有在审判时才能公开的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就可以被公众所知悉？ 公众的意见是如何影响法官审判的？ 重压下的法官如何扮演居中裁断者的角色？
（一）案件不当公开的途径
1. 新闻的本质属性就是不断寻奇求新，发现新闻点。愈是新奇的、重大的事物愈能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以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新闻媒体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网络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获取案件信息。求新求奇的特点也会使新闻偏离对事实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而放大有益于吸引眼球的细节。
2. 因为“媒体曝光”已成为很多案件最终得到解决的契机，被媒体关注过的案件也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关注，这也正是人们利用了司法机关办案不得不考虑舆论压力而进行的“极富智慧”的行动选择。因此很多案件在进入司法途径解决之前就已被新闻媒体捷足先登而见诸报端了。这样一来，很可能还未被司法机关立案的案件，已经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并进行过充分讨论。但是因为新闻的视角和标准与刑事司法的判断标准之间存在差异，无疑使司法机关办案处于尴尬境地。
3. 因当事人担心法院不能严格适用法律，在法院审判的同时就同步让媒体曝光，接受媒体采访以扩大影响，争取舆论支持。这类情形往往是当事人在庭审前法院开展准备活动期间，借助媒体的强大影响力给法院施加压力，以创造舆论环境，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这无疑将法院置于法律和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抉择。
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卫办发〔2004〕130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关于
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部直属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已经2004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各地在工作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卫生部。
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
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
医疗卫生行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加强医德医风和行业作风建设，使医疗卫生工作服从于、服务于实现、发展和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衡量医疗卫生工作是否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不断加大职业道德教育和行风建设力度，医德医风和行业作风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成果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广大卫生医务人员坚持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临危不惧、迎难而上，服从大局、勇挑重担，恪尽职守、敬业奉献，日夜战斗在防治非典的最前沿，用心血、汗水甚至生命全力救治患者，谱写了一曲群众称颂的“白衣战士”之歌，为夺取非典防治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医疗卫生行业的行风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医疗机构和部分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红包”、开单提成，开大处方、滥检查、乱涨价、乱收费，以及医疗事故等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身上，但影响很大，群众反映强烈。它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医疗卫生行业和广大医务人员的声誉，加重了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损害了医患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通过宣传教育，提高认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强化监督，严肃纪律等综合性措施，下大力气进行治理，认真加以解决。为此，现就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
加强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三次会议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和部署，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作为卫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控制医药费用、减轻群众负担，狠刹医务人员收受回扣、 “红包”、开单提成等不正之风，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建立起教育、制度、监督、惩治并重的纠风工作长效机制，重点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质量较高、费用较低的医疗卫生服务，努力树立行业新形象，为卫生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保证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加强教育，弘扬正气，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加强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要坚持教育先行。大力开展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理想信念宗旨教育，充分发挥卫生系统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广泛深入开展向为民爱民的好医生吴登云、韦加宁等先进典型的学习活动，发挥榜样的感召、激励和鼓舞作用。结合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一步完善落实《医务人员医德规范》，针对行业特点，强化“以病人为中心”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和优良传统作风教育，加强医患沟通，建立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加强法制和纪律教育，认真宣传贯彻《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增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广大卫生医务人员遵纪守法、廉洁诚信的服务意识。把医疗卫生行风建设方面的规定和要求，作为在校医学生教育、执业医师考试和在职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要认真总结、广泛宣传、大力弘扬广大卫生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以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己任的高尚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抗击非典精神是广大卫生医务人员继承和发扬救死扶伤、医者仁术等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与白求恩精神一样都是卫生系统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以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抗击非典精神为主题，在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如何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维护群众利益”、“办医院为什么”、“医生职责是什么”的大讨论，紧密结合广大卫生医务人员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用事实说话、用典型引导、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使尊重病人、关爱病人、服务病人、维护病人的权益，成为广大卫生医务人员的自觉行动。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维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医疗机构内部运行机制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根据工作和贡献适当拉开收入档次，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使大家自觉地遵纪守法，抵制歪风，通过丰富的知识、高超的技术、诚实的劳动和良好的服务，获得较高的待遇和报酬。
三、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促进卫生行风建设
加强卫生行风建设，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深入推进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制度、管理等源头上加大预防和治理工作力度。
要深化城镇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卫生事业发展，解决医疗资源不足、分布不合理等问题，打破公办大医院垄断医疗服务市场的局面。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办医形式多样化，积极引进社会资金兴办医疗事业，壮大医疗资源。加快社区卫生事业的发展，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城市新型卫生服务体系，发挥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和卫生资源整合，通过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合理布局，规范管理，鼓励竞争，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和多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同时，鼓励、引导医疗机构探索“以病人为中心”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方便群众就医。
采取综合措施，严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坚持因病施治，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收费，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认真执行《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和规范医疗服务项目和内容，严禁在国家规定之外擅自设立新的收费项目和分解项目收费。不断完善计算机价格管理系统，加强医疗机构收费管理，开展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检查，纠正和防止乱收费行为。鼓励开展单病种收费的探索和试点。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出台《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若干规定》，完善价格政策，强化监督管理，降低药品费用，让利于群众。积极推动医用耗材、试剂，特别是高值医用耗材的集中采购工作，督促医疗机构逐步建立公开、透明、民主决策的大型医疗设备、高值医用耗材的采购和使用管理机制，降低大型设备检查费用。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适当降低”的原则，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完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落实财政补助政策，适当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逐步改革“以药补医”机制，降低药品收入比重。有条件的地方，可选择部分大医院进行药品零加成改革试点，切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与药品销售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按照医疗需要和减轻患者负担合理用药。
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面实行办事公开制度，积极推进医务公开，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完善病人选医生、选医院、住院费用清单制、医疗收费及药品价格公示制度和查询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医院评价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定期将辖区内医疗机构的服务数量、质量、价格、单病种费用和医疗服务投诉等社会关注的热点内容，向社会发布和公示，尊重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引导开展公平、有序的竞争。要以医德医风、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合理收费等为重点，深入开展群众民主评议行风的活动。总结各地开展民主评议行风的经验，制订符合卫生行业特点的、科学规范的群众民主评议卫生行风的内容、方式和标准体系，建立健全民主评议行风制度，把推行办事公开、民主评议和责任追究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行风评议在卫生行风建设方面的监督、评价、激励、促进作用。
四、强化监督检查，严肃行业纪律，坚决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不良行为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转变作风，积极推进医疗卫生全行业监管，把监督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行为作为执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建立医疗机构和人员执业行为的日常监管制度，重点对医疗质量和收费价格实施监管，对医疗服务质量、医生开方用药、开单检查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采取适当方式将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和公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监管情况每年向卫生部报告一次。卫生部对各地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进行督查和通报。发挥医疗卫生学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监测、评价作用，建立医疗质量、医德医风动态监测、评价和反馈机制，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医院要加强内部管理，完善院长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价医院院长的工作，不能以医院收入多少、职工收入高低为主要标准，主要考核服务质量好坏、医疗事故多少、收费是否合规和群众是否满意，强化院长一手抓医院管理，一手抓医德医风的 “一岗双责”制度。建立和完善卫生医务人员考核、激励、惩戒等管理制度。
在加强教育、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对不听劝告、继续违反以下行业纪律的，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1、医疗机构和科室不准实行药品、仪器检查、化验检查及其他医学检查等开单提成办法。
2、医疗机构的一切财务收支应由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内部科室取消与医务人员收入分配直接挂钩的经济承包办法，不准设立小金库。
3、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活动中不准接受患者及其亲友的“红包”、物品和宴请。
4、医务人员不准接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生产、销售企业或人员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提成和其他不正当利益。
5、医务人员不准通过介绍病人到其他单位检查、治疗或购买药品、医疗器械等收取回扣或提成。
6、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准在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之外，自立、分解项目收费或提高标准加收费用。
7、医疗机构不准违反国家有关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规定，对中标药品必须按合同采购，合理使用。
8、医疗机构不准使用假劣药品，或生产、销售、使用无生产批准文号的自制药品与制剂。
医务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由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优、评职称资格或缓聘、解职待聘，直至解聘。执业医师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暂停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疗机构或科室违反规定设立开单提成的，免除其主要负责人职务，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机构相应的行政处罚。
医疗卫生机构在签订药品、器械材料等购销合同时，应明确要求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营销人员不得以回扣、提成等不正当手段促销，违反约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予以曝光，并断绝与其经济往来。卫生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在系统内通报或公布有关企业的违法违规情况，商请有关单位取消该企业2年内参加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投标资格，并提请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五、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以求真务实精神抓好工作落实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纠风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把加强行业管理与行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一起研究部署、一起监督检查、一起考核落实。改革过程中制定新政策、出台新措施，都要考虑行风建设的要求，把纠风工作贯穿到卫生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之中，做到预防在先，未雨绸缪。建立健全党组（党委）统一领导，行政领导主抓，医政、监督、规财等相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纪检监察纠风机构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的纠风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行严格的纠风工作责任制。对领导不力、监督不严、疏于管理，发生严重不正之风问题的地方和医疗机构，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领导的责任。
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要统一规划，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分步实施。各地要结合实际，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研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下力量进行专项治理。工作中的问题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卫生部。卫生部将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一个行业的好作风是广大干部职工长期艰苦努力干出来的，更是领导带出来的。在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的领导班子要加强思想、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态度鲜明，目标明确，措施有力。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要重点抓好部属、省属、市属等大型医院的作风建设，发挥大医院、老专家的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我们相信，经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广大医务人员坚持不懈地努力，卫生医疗行业的风气一定能够取得明显的好转，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医疗卫生行业新风尚一定能够形成。让党中央、国务院满意，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让广大卫生医务人员也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