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铁道部关于对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加强管理意见的通知

上一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超税负返还政策及收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下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协议（普通资本来源）（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项目）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搞活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若干规定
河北省人民政府



为了进一步搞活大中型工业企业，在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已经制定的有关政策的基础上，根据我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当前的实际情况，再对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继续简政放权，逐步做到政企职责分开
各级政府部门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认真履行政部门的八项职能，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宏观控制调节能力，学会运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管理企业。各级行政和半行政性公司，要按照国发〖1985〗10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
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精神，实行政企分开，抓紧转轨变型，把应该赋予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力交给企业。各级行政领导机关都要做到，对企业应有的权力不设卡、不截留，以利于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二、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
大中型企业都要逐步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厂长在任期内，应制定切实可行的企业整体发展规划，在产品产量、质量、利润、资金效益、技术进步、人才开发和福利事业诸方面制订出明确的目标和分年实施计划，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厂长任期期满，以企业主管部门为主，会同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经群众同意可以连选连任，还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
三、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全面加强企业管理
不同企业可以从不同情况出发，划小核算单位，给分厂或车间适当下放人事任免、职工奖惩、劳动调配、资金使用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权力。分厂或车间可以实行独立经营，单独核算，自计盈亏，使企业内部做到层层有权力，层层负责任，层层包效益，层层不吃“大锅饭”。
企业内部要逐步完善以承包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管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完善各种定额和计量、测试手段，努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充分挖掘内部潜力。
四、切实保证企业干部管理权和劳动用工权
要严格执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企业干部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即冀政〖1984〗59号文件）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国营企业劳动工资制度的几项规定》（即冀政〖1984〗61号文件），保证企业应有的干部管理权和劳动用工权，各级各部门不得随意干涉。大
中型企业的厂长一般由上级任命，有的也可以经上级批准采用选举或招聘办法产生；副厂长由厂长提名，厂职代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批准。企业的中层干部由厂长任命或民主选举。
企业招收合同制工人、临时工、季节工、轮换工，要逐步做到先培训后招工，优行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和经过培训的待业青年。企业可以自行规定招工条件，公开招考，择优录用，向劳动部门备案。企业有权决定用工形式，有权决定调配、奖惩职工。
五、挖掘资金潜力，支持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
继续执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暂行规定》（即冀政〖1985〗10号文件）和省政府批准的冀经综（1984）113号文件《河北省技术改造工作奖惩暂行办法》。银行要积极为企业筹集资金，千方百计解决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代款的重点是轻纺、能源
、交通、原材料和其它需要改造的企业，对生产出口创汇产品、优势产品和龙头产品项目，也要优先给予扶持。
对于市场需要，但因销售上受季节影响而使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的产品，除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同企业解决维持正常生产问题外，银行要从资金上给予帮助。
六、管好用活企业自有资金企业留成的五项基金，要按主管部门核定的比例使用。企业对新产品试制基金、生产发展基金、后备基金和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可以统筹安排，互相调剂，使用于技术进步和发展生产上。这五项基金企业若暂时不用，可按国家规定，在企业之间互相拆借
，或按自愿互利原则，通过合营、联营、补偿贸易等形式，向企业外投资。
对新投产企业和由于扩大生产能力自有流动资金不足的企业，其流动资金由财政部门和银行积极统筹解决。
七、实行优质优价
对被评为国家、部和省级的优质产品，视市场供求情况，可以实行价格上浮。属省以上价格管理权限的，按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优质加价办法执行。属省管和国务院各部授权省管价格的，经企业申报，省物价部门批准，基价格上浮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加价具体办法按冀经经（
1985）132号文执行。属省以下价格管理权限的，按价权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优质产品的监督检查，发现质价不符时，要及时作出处理。
八、试行能源、原材料节约奖
试行能源、原材料节约奖的范围，即国发〖1985〗111号文件中规定的二十种和我省增加的硫酸、电石两种，共二十二种。如另有一些能源、原材料对企业成本影响较大，企业可按隶属关系，报同级经委和财政部门批准后实行节约奖。
能源、原材料节约奖试行办法，仍按省政府批准的冀经综（1984）113号文件规定执行。节约奖的奖金摊入成本，不交纳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
九、鼓励企业综合利用能源、资源
对企业利用生产过程中的废渣、废气、废水生产 回收的各种产品，以及用自筹资金综合开发利用能源、资源生产的产品，除国家规定不准自销的产品外，企业可以自销。企业利用“三废”进行生产、回收和能源、资源综合利用资金不足时，在贷款上可单独立项，实行低息或贴息贷款
，税前还贷。对微利和增产国家急需原材料和综合利用项目，可适当延长还贷期限。凡企业本身受益不大而社会效益显著的，给予减免税照顾。
对实现能源、资源的综合利用，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的集体的个人，视其取得效益的大小给予不同的奖励。这部分奖金的列支，视同能源、原材料节约奖。
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自己的优势，发展多种产品，进行多种经营。可以进行产品的延伸和服务的延伸，也可以组织多余劳力发展第三产业。
企业的工具、机修车间及车队、仓库、医院、俱乐部等服务部门向社会开放，应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银行在开户和贷款上给予支持。
管理基础好、各项定额健全的企业，在保证完成正常生产和维修任务的前提下，可以组织多余劳力承担依靠企业外部力量承包的内部工程或劳务项目。企业因此而减少的开支，扣除成本后，经主管部门批准，可按一定比例给有关职工提取奖金。经当地税务部门审核，这部分奖金不交纳
奖金税。
十一、发展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
企业之间发展横向联系，应坚持“平等互利，自愿结合”的原则，有关部门不得干涉。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可以统筹规划企业发展方向，制定同行业产品的统一规格和技术标准，并为企业提供市场、技术信息、培训人才等方面的服务。
逐步扩大增殖税的范围。联合企业向所在地市交纳产品税、营业税后的利润，仍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进行分配。
十二、关于指令性计划
省下达指令性计划，要给企业留百分之十的余地，即使是短线产品，也要留有余地。制订指令性计划指标，要与产、供、销计划综合平衡，配套下达，切实保证计划内的主要原材料、燃料和运输条件。对企业的计划内物资应逐步实行定点直供办法，任何单位不得克扣。企业为了完成国
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需要议价购进一部分原材料、能源时，多支出的费用先由企业内部消化，仍有困难的，按物价管理权限，经主管部门批准，这部分产品的价格可适当提高。除国家和省计委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以外，各地市、各厅局不得层层加码。不属于指令性计划的紧缺产品，不
得随意纳入指令性计划组织生产和调拔。
十三、减免调节税
对于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调节税率高、而又急需技术改造的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免调节税。今年四月，省政府已对部分企业的调节税进行了调整。将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由省经委和财政厅提出调整方案，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执行。
十四、坚决纠正和严格禁止向企业乱摊派
必须重申，向企业乱摊派是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不仅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扩大计划外基建投资规模，助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要认真贯彻执行冀发〖1985〗40号文件《关于坚决纠正和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通知》精神，严格禁止和立即改正向企业
乱摊派的错误做法，减轻企业负担，以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行。



1985年12月14日
赵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 虞浔 华东政法大学 , 卜磊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关键词: 刑事简易程序/泛化/正当化/价值取向/运作机制
内容提要: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正在逐步提高，适用率较低将不再是适用简易程序的主要问题。目前应注意的是在简易程序扩大适用进程中，自发的简易程序泛化所可能导致的使普通程序正当化改革变得毫无意义的问题，但二者并非相互冲突。树立合理的简易程序价值取向并构建科学的简易程序运作机制将使得普通程序更加正当、繁复，简易程序更加合理、简易。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刑事简易程序备受关注且是改革的重点对象，随着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扩张，简易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而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也极可能成为普通程序正当化改革的消解力量。但二者并非相互冲突，树立和设计科学的简易程序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将使得二者呈现互补和促进关系，从而使得普通程序更加正当、繁复，简易程序更加合理、简易。

　 一、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现状

　 （一）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的提高

　 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简易程序至今已经十五年。其间，司法实践部门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经历了从排斥到慎重适用，再到扩大适用的过程。1997年整个上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比例大约占刑事公诉案件总数的10％，有些地区低至5％，有些地区高达15 ％ 。[1]1997年安徽省检察机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占公诉案件的8％。[2]1997年全国基层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结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4％。[3]从整体而言，简易程序适用率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审判人员因怕独自承担责任，而不愿一人独审；有的领导对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不放心，怕出问题，不愿放权；有的司法人员为避免检法两机关在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上的争执，通常都不愿主动提出。

　 1998年以后，由于法院、检察院对简易程序运作机制已逐渐熟悉，也感受到适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率有大幅提高，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全国范围内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比例分别为：19.23％、21.45％、22.90％、21．89％、33.77％。[4]

　 有些地方这一数据增长得更快，如江苏镇江市1999年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比1998年上升了129％，占起诉总数的36％。[5]据笔者近期对上海一基层检察院的了解，简易程序的适用率已经大幅提高，该院公诉科专门设有简案组，负责办理简易刑事案件，该区最近的某一年中全年办理刑事案件将近600件，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达300多件，换言之，有超过50％的案件适用了简易程序。而出庭公诉的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又占多数，真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并不多，因而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已经超过70％。笔者又调查相距较远的上海另一个区检察院，其简易程序的适用率也在70％以上，而在整个上海而言，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保守估计也会在50％以上，因此，至少在上海市，适用率较低的问题已不再是适用简易程序中的突出问题。[6]

　 （二）简易程序适用障碍质疑

　 之前所存在的导致简易程序适用率低的原因，目前似乎都已经不再存在。首先，检察院、法院为了避免争执而尽量避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似乎已不存在。据笔者通过询问一些检察官、法官了解到，他们都很愿意适用简易程序，还主张扩大适用。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法院很少退回。相反，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的案件，检察院决定对其适用普通程序后，最终又可能由法院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其次，检察机关和法院内部对适用简易程序规定了严格的审批手续的情况也似乎不再存在。目前，检察机关已经推行了主诉检察官制度，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如果由主诉检察官办理，其有权自行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而不需要经过部门负责人的审批。

　 二、刑事简易程序应然价值导向

　 对于“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提法，司法人员都已耳熟能详，但是并没有多少司法人员能详述“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具体内容，并秉承“正当程序”的司法理念进行刑事诉讼。当然这并不能归咎于实务界，因为即使在理论界，“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内涵也并未被完全厘清，更不用说找到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正当刑事诉讼诉讼程序”。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廓清正当程序和简易程序的关系，确立科学的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价值取向和繁简分流机制，必将导致简易程序泛化，使得我国刚刚起步的、以程序正当化为目标的司法改革付诸东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简化诉讼程序并非是我国审判方式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及肯定简化程序中的应有的司法理念问题，其意义在于为创建我国司法审判主流模式取得突破性发展积累经验”。 [7]虽然是相对于普通程序简化审而言，但对简易程序具有同样意义。

　 简易程序本身也存在着正当性问题，但很难想象在没有成熟的普通程序的前提下能产生科学的简易程序。刑事简易程序的正常发展历程应是由繁入简，而不是由简到更简。由于我国没有科学正当的普通程序作为基础制度，司法人员和普通民众普遍不具有正当程序的观念，因此如果不确立科学的简易程序价值导向和繁简分流机制，简易程序极可能以合法的形式滑向比本已很简单的普通程序更加简单的强职权主义诉讼程序，并最终导致简易程序的泛化。

　 但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与司法程序的正当化并非相互冲突。从各国司法发展和改革趋势来看，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通常并行不悖，并以恰当的繁简分流机制使案件各人其道，从而使普通程序正当化在现有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获得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即以简易程序的适用为普通程序的正当化、细密化节省必要的司法资源。如在美国民事小额诉讼制度的出现及逐渐普及的时期，正好与包括诉答、开示等程序在内的现代民事诉讼基本框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重合。[8]

　 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正当程序的繁复而导致的司法资源的相对短缺和诉讼拖延，而我国诉讼程序则面临着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双重困境，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司法信任危机表明，司法的专业化和程序的正当化仍然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

　 简易程序是当代司法公正内涵不断扩张、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司法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相互妥协的结果。在个案中简易程序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司法之所以成为司法”的核心内涵，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诉讼程序的基本制度。相反，它应该以普通程序作为背景和母体制度，将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内涵体现于适用选择和运作之中。因为繁琐的普通程序本身不仅仅在于发现案件事实，还在于满足社会对公正信仰的需求、对权力的制约、法律公信力和威严的建立，以及对司法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宽容评价。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已不可能等待实现程序的正当化之后再确立程序的简易化，司法正当性和司法效率的课题同时摆在我们面前，它要求程序的正当化和程序的简易同时实现，而这似乎是一个水火不容的问题。

　 或许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和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会使二者相辅相成并同时实现，然而在司法机关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又极可能导致简易程序的泛化，因此，理性的选择莫过于确立司法正当化的总体目标，建立以当事人自由意志为主、法律的强制规范为辅的科学分流机制，同时大力推进普通程序正当化、规范化步伐，使之尽快发挥简易程序的背景制度功能，最终实现司法效率和公正的双重目标。

　 三、科学刑事简易程序运作机制的构建

　 合理的简易程序在整体正义上并不亚于普通程序，[9]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划分不应以公正与效率的冲突为基础。规制简易程序并非为了限制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而是引导其合理适用。因为程序的简化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复杂程序也并不意味着程序合理，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刑事程序都不可能保证完全公正地处理各种案件。关键是要确立科学的分流机制和司法公正的基本标准，并把当事人自愿和理性的选择引入到简易程序的适用机制之中，如此才可能弥补程序本身的缺陷，并使之达到相对合理性。

　 （一）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就目前来看，仅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和部分自诉案件等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从长远来看，应将普通程序简化审看作是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一个过渡。如此，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可能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一审法院几乎所有管辖案件。但笔者认为这并没有泛化简易程序之嫌，因为普通程序是否简化审还取决于其他两个条件：一是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二是控辩审三方的意愿。对一审法院管辖的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基本上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中案件事实清楚应指主要案件事实，而不是案件全部事实，否则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将寥寥无几。

　 （二）在分流机制中引入被告人（包括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实质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