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边境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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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边境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边境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经过友好协商，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并达成谅解如下：
第一条 本备忘录所指的边境贸易，包括陆路贸易和中国云南省和缅甸联邦接壤地区的居民之间所进行的边民互市。
第二条 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和双方同意的货物交换应遵照各自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
第三条 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活动将在双方同意开放的边境贸易市场进行。
第四条 为了便利从事边境贸易的人员、货物和运输工具的来往，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当局将指定作为双方从事边境贸易的人员、货物和运输工具出入境的口岸和通道。在一方人员、货物、运输工具进入另一方国境时，必须持有效的入出境证书，并服从另一方有关当局的监督和管理。
第五条 边境贸易以双方能够接受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或以易货方式进行。具体支付方式由买卖双方商定。如有必要，将由双方指定的银行商签边境贸易的银行细则。
第六条 为保证本备忘录的执行，双方有关部门和边境当局应举行不定期磋商，协调和解决边境贸易中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磋商轮流在中国和缅甸举行。
第七条 本谅解备忘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争议将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本备忘录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两年。如任何一方未在本备忘录期满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备忘录，则本备忘录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一年。
本备忘录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三日在仰光签字，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缅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有解释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缅甸联邦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国华 吴昂当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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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四川省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元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的通知
广府办发〔2008〕10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广元经济开发区、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
《广元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广元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四川省市、县城镇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借鉴其它市州成功经验和结合广元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广元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委会”）是市政府进行城乡规划决策的议事机构，受市政府委托就城乡规划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提出审议意见。
第三条 市规委会的工作宗旨是：依照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化城乡规划管理，鼓励公众参与，切实提高城乡规划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维护公共利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二章 市规委会的设置与职能
第四条 市规委会由市政府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利州区政府、广元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以及专家和公众代表共23—27人的单数成员组成。具体设置为：主任委员1名，由市长担任；副主任委员2名，由常务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委员由市政府联系城市规划工作的副秘书长、发改、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交通、环保、林业和园林管理、文化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利州区政府区长、广元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以及有关专家和社会人士组成,其中专家和公众代表人数应当超过二分之一，委员由市政府聘任，换届工作与政府同步。
第五条 市规委会的主要职能：
（一）审议全市城乡发展战略规划、市县城镇体系规划，市县城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专项规划；
（二）审议市所在城市、县城和市政府指定的重点乡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因重大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尚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
（三）审议城乡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意见和城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四）审议城镇建设中的重大建筑和景观设计方案；
（五）审议城镇规划区内的园林、景区和重大绿化项目规划与设计方案；
（六）审议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及技术规范；
（七）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它任务。
第六条 市规委会邀请市委书记任名誉主任委员；因工作需要，可请相关市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以及元坝区、朝天区政府负责人参加市规委会会议，参会时具有与规委会成员同等的发表意见的权力。
第七条 市规委会中的专家和公众代表，由市规划和建设局按照自愿、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进行推选，原则上在本地相关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能够承担此项工作的社会人士中选定。
第八条 市规委会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1名，分别由市政府联系城市建设的副秘书长、市规划和建设局局长担任。
市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规划和建设局局长兼任，办公室设在市规划和建设局，负责市规委会的日常事务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市规委会各项章程、工作规则和有关文件资料的起草工作；
（二）负责市规委会会议、专家委员会会议的组织工作，包括会议的筹备、会议记录和审议意见的起草以及会议档案整理和归档等；
（三）负责市规委会的对内外协调联系工作；
（四）负责市规委会的换届准备工作，负责聘任、增补、取消专家及公众代表委员资格的准备工作；
（五）负责市规委会交办的其它事项。
第九条 市规委会实行城镇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专家评审制度，并根据评审项目类型的不同设立城镇发展规划评审专家小组、建筑与景观规划评审专家小组、园林与城镇绿化规划评审专家小组，负责对市规委会审议事项进行专业技术论证，并提出初步意见。对涉及重大或社会关注的规划设计方案，可由规委会或相关部门聘请市内外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技术咨询或专业评审。
第十条 市城镇发展规划评审专家小组评审会原则上由市规委会副主任委员或秘书长负责召集，由市规委会相关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市内外专家11—15人组成，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全市城镇体系的发展方向、规划建设思路进行研究探讨并提出评审意见；
（二）对城市总体规划、开发区规划和分区规划草案提出审议意见；
（三）对城市建筑品味风格及特色提出指导性意见；
（四）对城市发展规划中特别重大项目的选址等提出评审意见；
（五）对专项规划提出审议意见；
（六）市规委会授予的其它职责。
第十一条 建筑与景观规划评审专家小组评审会原则上由市规委会办公室主任召集，由市规委会相关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市内外专家7—11人组成。受市规委会的委托，对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初步审议意见，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方面的地方性技术规则、规定等草案提出审议意见；
（二）对单独编制的城市重点地段(历史街区、南河和嘉陵江两岸，重要的车站、码头、广场、城市交通出口等)城市设计方案提出审议意见；
（三）对城市景观具有重大影响的建筑物、构筑物等提出审议意见，主要包括：①对景观有重大影响的高层建筑及公共建筑； ②标志性、纪念性或处于城市制高点的构筑物，如电视塔、纪念碑、跨江大桥等；③旅游区和风景区内部及相邻地区的对景观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④城市主干道的临街建筑以及城市次、支路交叉口四角的临街建筑；
（四）对位于城市重点地段的环境工程项目提出审议意见，主要包括：城市广场、城市雕塑、城市小品、光亮工程等。
（五）市规划委员会授予的其它职责。
第十二条 市园林与城镇绿化规划评审专家小组评审会由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人召集、市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参加，由市规委会相关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市内外专家5—9人组成，受市规委会委托，对市园林绿化规划设计方案提出初步审议意见。
第三章 市规委会的工作程序
第十三条 市规委会实行“三会”制，即全体委员会、主任办公会、专题会议。其工作内容可按实际需要分重大、次重大、一般规划事项等不同性质问题分级召开。
第十四条 城市发展战略、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重要的城镇规划和城市规划未确定、待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等属于重大规划事项，应经市规委会全委会审议通过。
第十五条 城市分区规划、各种专业规划、专项规划、控制性规划、重要地段修建性规划等属于次重大规划事项，由市规委会主任委员或受主任委员委托的副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办公会审议。
第十六条 重要地段的城市设计、城市主次干道的临街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及风景名胜保护区范围内的重要景观建筑、对城市景观有重大影响的高层建筑、标志性建筑、纪念性建筑、重点地段的环境工程项目等属于一般审议项目，由市规委会副主任委员或委托市规委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主持专题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市规委会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由主任委员或主任委员指定的副主任委员召集。根据审议事项的需要召开全委会的，参加会议的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全体委员的2/3，其中专家和公众代表的委员应超过与会委员的1/2；主任办公会和专题会议根据需要召集部分委员参加会议，形成决议以纪要形式向未参会的其他委员通报。
第十八条 市规委会会议应邀请省政府派驻的城乡规划督察员列席，市规委会可邀请相关部门或公众代表列席。根据设计项目的需要可邀请相关的其他领导同志参加；对城市性质、用地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征求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十九条 市规委会的会议程序：
（一）市规委会办公室提拟出会议议程，报主任委员同意后，提前将议程及审议项目的有关材料送达各位委员；
（二）与会委员履行签到手续，并在每次会议纪要中予以载明；
（三）与会委员对会议事项进行审议，全委会中审议重大事项的应采取投票方式作出表决；
（四）市规委会办公室负责会议记录并起草会议纪要，报主任委员或者主任委员委托主持会议的副主任委员签发。重大事项审议结果在《广元日报》和市政府网站上公布。
第二十条 规委会会议实行回避制度。凡审议项目与委员本人或其所在的组织有利害关系，有关委员应在会议召开前3天以书面方式向规委会办公室申请回避，也可由会议召集人提请其回避。
第二十一条 经规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规划草案等，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审议意见组织修改完善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程的修改，必须经市规委会全体会议审议，并经全体委员的2/3以上通过。
第二十三条 广元市行政辖区内的县级人民政府设立的规划委员会，参照本规程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程由市规划和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元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的通知
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元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的通知
广府办发〔2008〕10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广元经济开发区、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
《广元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广元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四川省市、县城镇规划委员会工作规程》，借鉴其它市州成功经验和结合广元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广元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委会”）是市政府进行城乡规划决策的议事机构，受市政府委托就城乡规划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提出审议意见。
第三条 市规委会的工作宗旨是：依照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化城乡规划管理，鼓励公众参与，切实提高城乡规划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维护公共利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二章 市规委会的设置与职能
第四条 市规委会由市政府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利州区政府、广元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以及专家和公众代表共23—27人的单数成员组成。具体设置为：主任委员1名，由市长担任；副主任委员2名，由常务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委员由市政府联系城市规划工作的副秘书长、发改、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交通、环保、林业和园林管理、文化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利州区政府区长、广元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以及有关专家和社会人士组成,其中专家和公众代表人数应当超过二分之一，委员由市政府聘任，换届工作与政府同步。
第五条 市规委会的主要职能：
（一）审议全市城乡发展战略规划、市县城镇体系规划，市县城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专项规划；
（二）审议市所在城市、县城和市政府指定的重点乡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因重大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尚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
（三）审议城乡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意见和城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四）审议城镇建设中的重大建筑和景观设计方案；
（五）审议城镇规划区内的园林、景区和重大绿化项目规划与设计方案；
（六）审议城乡规划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及技术规范；
（七）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它任务。
第六条 市规委会邀请市委书记任名誉主任委员；因工作需要，可请相关市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以及元坝区、朝天区政府负责人参加市规委会会议，参会时具有与规委会成员同等的发表意见的权力。
第七条 市规委会中的专家和公众代表，由市规划和建设局按照自愿、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进行推选，原则上在本地相关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能够承担此项工作的社会人士中选定。
第八条 市规委会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1名，分别由市政府联系城市建设的副秘书长、市规划和建设局局长担任。
市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规划和建设局局长兼任，办公室设在市规划和建设局，负责市规委会的日常事务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市规委会各项章程、工作规则和有关文件资料的起草工作；
（二）负责市规委会会议、专家委员会会议的组织工作，包括会议的筹备、会议记录和审议意见的起草以及会议档案整理和归档等；
（三）负责市规委会的对内外协调联系工作；
（四）负责市规委会的换届准备工作，负责聘任、增补、取消专家及公众代表委员资格的准备工作；
（五）负责市规委会交办的其它事项。
第九条 市规委会实行城镇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专家评审制度，并根据评审项目类型的不同设立城镇发展规划评审专家小组、建筑与景观规划评审专家小组、园林与城镇绿化规划评审专家小组，负责对市规委会审议事项进行专业技术论证，并提出初步意见。对涉及重大或社会关注的规划设计方案，可由规委会或相关部门聘请市内外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技术咨询或专业评审。
第十条 市城镇发展规划评审专家小组评审会原则上由市规委会副主任委员或秘书长负责召集，由市规委会相关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市内外专家11—15人组成，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全市城镇体系的发展方向、规划建设思路进行研究探讨并提出评审意见；
（二）对城市总体规划、开发区规划和分区规划草案提出审议意见；
（三）对城市建筑品味风格及特色提出指导性意见；
（四）对城市发展规划中特别重大项目的选址等提出评审意见；
（五）对专项规划提出审议意见；
（六）市规委会授予的其它职责。
第十一条 建筑与景观规划评审专家小组评审会原则上由市规委会办公室主任召集，由市规委会相关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市内外专家7—11人组成。受市规委会的委托，对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初步审议意见，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方面的地方性技术规则、规定等草案提出审议意见；
（二）对单独编制的城市重点地段(历史街区、南河和嘉陵江两岸，重要的车站、码头、广场、城市交通出口等)城市设计方案提出审议意见；
（三）对城市景观具有重大影响的建筑物、构筑物等提出审议意见，主要包括：①对景观有重大影响的高层建筑及公共建筑； ②标志性、纪念性或处于城市制高点的构筑物，如电视塔、纪念碑、跨江大桥等；③旅游区和风景区内部及相邻地区的对景观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④城市主干道的临街建筑以及城市次、支路交叉口四角的临街建筑；
（四）对位于城市重点地段的环境工程项目提出审议意见，主要包括：城市广场、城市雕塑、城市小品、光亮工程等。
（五）市规划委员会授予的其它职责。
第十二条 市园林与城镇绿化规划评审专家小组评审会由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人召集、市规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参加，由市规委会相关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市内外专家5—9人组成，受市规委会委托，对市园林绿化规划设计方案提出初步审议意见。
第三章 市规委会的工作程序
第十三条 市规委会实行“三会”制，即全体委员会、主任办公会、专题会议。其工作内容可按实际需要分重大、次重大、一般规划事项等不同性质问题分级召开。
第十四条 城市发展战略、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重要的城镇规划和城市规划未确定、待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等属于重大规划事项，应经市规委会全委会审议通过。
第十五条 城市分区规划、各种专业规划、专项规划、控制性规划、重要地段修建性规划等属于次重大规划事项，由市规委会主任委员或受主任委员委托的副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办公会审议。
第十六条 重要地段的城市设计、城市主次干道的临街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及风景名胜保护区范围内的重要景观建筑、对城市景观有重大影响的高层建筑、标志性建筑、纪念性建筑、重点地段的环境工程项目等属于一般审议项目，由市规委会副主任委员或委托市规委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主持专题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市规委会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由主任委员或主任委员指定的副主任委员召集。根据审议事项的需要召开全委会的，参加会议的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全体委员的2/3，其中专家和公众代表的委员应超过与会委员的1/2；主任办公会和专题会议根据需要召集部分委员参加会议，形成决议以纪要形式向未参会的其他委员通报。
第十八条 市规委会会议应邀请省政府派驻的城乡规划督察员列席，市规委会可邀请相关部门或公众代表列席。根据设计项目的需要可邀请相关的其他领导同志参加；对城市性质、用地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征求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十九条 市规委会的会议程序：
（一）市规委会办公室提拟出会议议程，报主任委员同意后，提前将议程及审议项目的有关材料送达各位委员；
（二）与会委员履行签到手续，并在每次会议纪要中予以载明；
（三）与会委员对会议事项进行审议，全委会中审议重大事项的应采取投票方式作出表决；
（四）市规委会办公室负责会议记录并起草会议纪要，报主任委员或者主任委员委托主持会议的副主任委员签发。重大事项审议结果在《广元日报》和市政府网站上公布。
第二十条 规委会会议实行回避制度。凡审议项目与委员本人或其所在的组织有利害关系，有关委员应在会议召开前3天以书面方式向规委会办公室申请回避，也可由会议召集人提请其回避。
第二十一条 经规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规划草案等，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审议意见组织修改完善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程的修改，必须经市规委会全体会议审议，并经全体委员的2/3以上通过。
第二十三条 广元市行政辖区内的县级人民政府设立的规划委员会，参照本规程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程由市规划和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