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准《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记录仪》认定技术条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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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森林条例


（2002年11月29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2年11月29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1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资源的保护、培育、经营管理、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林业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年增加对林业的投入，确保林业发展规划的实施。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规定，在森林保护、开发、木材分配和林业基金使用方面，享受比非民族自治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和优惠政策。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林业科学研究，推广林业先进技术，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对在植树造林、森林保护、森林管理、林业科研以及林业法制宣传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乡级林业站负责管理本辖区内的林业工作。

第二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六条 森林实行分类经营管理。防护林、特种用途林按照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按照商品林经营管理。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森林分类区划，逐级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经过批准的森林分类区划不得擅自改变。

第七条 生态公益林应当严格管护，不得随意砍伐，并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具体补偿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自留山林木划为生态公益林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给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第八条 对商品林实行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投资经营者依法享有的林木所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九条 商品林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依法可以同时转让，也可以分别转让。可以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

依法变更森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证书，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条 拍卖、转让、租赁、入股、联营及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商品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应当事先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行森林资源调查、估价。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承包经营森林、林木、林地。

承包经营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报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延长。

依法划归农户使用的自留山由农户无偿使用，使用期限自划定之日起七十年不变，其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权属清楚、四至界限明确的森林、林木、林地应当及时核发林权证。林权证是森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

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护森林、林地、林木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禁止将单位和个人依法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森林、林木、林地无偿划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第三章 森林培育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组织全民义务植树，限期绿化宜林荒山荒地；已纳入退耕还林规划的退耕地，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植树造林。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科学指导单位和个人合理确定和调整林种、树种结构，发展竹林、速生丰产林、混交林、珍贵用材林和特色经济林，改造低效林。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单位和个人租赁、承包宜林荒山造林或者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合作造林；鼓励外商、侨商和其他境外团体、个人以及港澳台商投资造林。

大中型木材加工企业应当投资建立原料林基地。

第十五条 在荒山造林六公顷以上的单位和个人，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利用其中百分之五的面积从事森林旅游开发和休闲设施建设。

第十六条 依法划定为自留山的宜林荒山，应当签订绿化造林合同，限期植树造林。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木种苗质量的监督管理，建立优良种苗生产基地，提供优质种苗，保证植树造林所用种苗的质量。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森林防火和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完善森林保护责任制。

第十九条 有森林景观的经营单位，应当负责辖区内的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森林管护工作。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级林业站应当加强风景区、旅游景点的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森林管护工作的指导、检查、监督。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减少生产生活用材消耗计划，推广节柴改灶，加强沼气、太阳能、风能、水电等农村能源建设、推广和服务工作。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典型的森林生态地区、珍稀动物和珍贵植物栖息生长集中的地区、生态脆弱的地区以及其他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或者保护点，设立管理机构，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二十二条 临时占用各类林地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临时占用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林地面积不满二公顷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二公顷以上不满十公顷的，由地州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十公顷以上不满三十五公顷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三十五公顷以上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临时占用防护林、特种用途林林地面积不满十公顷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十公顷以上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临时占用其他林地面积不满十公顷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十公顷以上不满三十公顷的，由地州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三十公顷以上不满七十公顷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七十公顷以上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临时占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使用期满后负责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临时占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林地所有者或者经营者进行补偿。

第二十三条 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野生树木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移植一般树木不到四十株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移植一般树木四十株以上不到八十株的，由地州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移植一般树木八十株以上或者移植出省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无偿移植树木的，移植者应当按照所在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点，补种移植树木株数五倍至十倍的树木；有偿移植树木的，供树者应当按照所在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点，补种移植树木株数五倍至十倍的树木。不补种树木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组织补种，所需费用由移植者或者供树者承担。

移植珍贵树种、古树名木或者自然保护区内的树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禁止连片采挖树木。

第二十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聚众哄抢林木。

禁止向森林、林地倾倒垃圾及有毒有害物质。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规划、措施，加强对野生的兰科植物、药材、珍稀花卉、食用菌、竹笋以及树脂、树根、树皮等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做到合理开发利用。

前款规定的森林资源保护名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具体保护措施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森林采伐和利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公布森林采伐限额，接受社会监督。森林采伐限额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逐级分解下达，分级控制，必须保证采伐量小于生长量。

采伐林木的应当申办采伐许可证，纳入森林采伐限额管理。但农民采伐房前屋后、自留地、非基本农田的承包耕地上种植的和基本农田上原有的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根据退耕还林规划种植的林木的采伐，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对人工用材林进行抚育间伐，凡间伐林木胸径小于十厘米的，不纳入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管理，只实行采伐限额管理。

对病虫害木、火烧木等灾害木，应当及时进行清理，经核实并报经批准后，可以间伐、皆伐。

单位和个人投资营造的用材林、农民在自留山上种植的商品林木和木材加工企业投资营造的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可以自主决定采伐林木的年限、数量和方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优先安排年度木材生产计划。

第二十七条 林木采伐许可证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并按照下列规定权限核发：

（一）省属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的林木采伐，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地州市属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的林木采伐，由地州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县属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的林木采伐，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二）公路、铁路部门营造的护路林和城镇绿化林木的更新采伐，由其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核发；

（三）护堤护岸林木的更新采伐，应当征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所在地的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四）其他森林经营者的林木采伐，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中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的天然林木和个人采伐所承包经营的集体山林的林木，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乡级人民政府核发。

第二十八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进行采伐并及时更新造林。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应当多于采伐林木的面积和株数。

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木采伐和更新造林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当年未用完的薪材、自用材采伐限额，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结转为下年度商品材的采伐限额。

第三十条 木材经营加工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经营、加工下列木材的，应当向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办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

（一）原木、锯材、木片及以木材为主要原料的制品；

（二）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家和省保护名录，法律法规确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野生植物及其制品。

经营、加工者应当在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规定范围内经营、加工。

禁止伪造、变造、转让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设立木材储运、交易、中转场所的，应当经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地州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储运、中转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没有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

第六章 木材、林产品运输管理

第三十二条 跨县运输下列木材的，应当到起运地的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木材检疫、运输证；运输出省的，应当到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木材检疫、出省运输证：

（一）原木、锯材及以木材为主要原料的制品，但木竹藤家具成品、工艺品、纸浆除外；

（二）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家和省保护名录，法律法规确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野生植物及其制品。

运输树皮、竹材、木片、树根、野生树木的，应当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省内运输证明；运输出省的，还应当到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出省运输证明。

个人凭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搬迁证明，可以携带五立方米以下的自有旧房料和木（竹）制成品，免办木材运输证。

第三十三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木材检查站，负责对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木材运输进行检查监督。

木材检查站可以对涉嫌违法运输的木材依法暂扣，暂扣时间不得超过七日；需要延长的，经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延长时间最多不得超过五日。

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不得设立、撤销、合并、变更木材检查站。

第三十四条 使用逾期运输证运输木材的，按照无证运输处理。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造成逾期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农村居民采伐房前屋后、自留地、非基本农田的承包耕地上种植的和基本农田上原有的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出售，凭村民委员会证明在本县范围内进行交易；出县交易的，应当经乡级林业站审核，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依法委托的乡级林业站办理木材运输证明。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归还；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投资建立原料林基地，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投资建立原料林基地的，吊销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临时占用林地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恢复，并处违法占用林地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五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逾期不恢复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临时占用者承担，并处恢复林地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移植的树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种，逾期不补种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补种，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将所哄抢的林木返还原主，没收违法所得和工具；对主要责任人处所哄抢的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清除，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林木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加工，没收非法经营加工的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非法经营加工实物价值或者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超范围经营加工的实物及违法所得，并处超范围经营加工实物价值或者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证件和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收购、储运、中转的木材，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由其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林业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域内承担森林资源管护任务的国有森林管护单位行使本条例规定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责和行政处罚权。

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林区”由省人民政府划定。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1987年9月23日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云南省施行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安乐死的立法历程及其合法化探究

石化东


内容提要：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长期以来，安乐死的合法性被世界各国所怀疑，尽管民间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成果不大。不过，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本文通过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立法历程、合法性争论和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我国应确立安乐死，但实行的时机并不成熟，尚需缓行，更要有严格限制。
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历程 合法化 精神探源 构想

安乐死（Euthanasia⑵）一语源自于希腊语“美丽的死”，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⑴（Mercy killing）。他意指对于死期迫在眼前而有难忍的、剧烈的身体痛苦而又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应其真挚而恳切的要求，为了使其摆脱痛苦而采取人道的方法让其安然死去的行为。根据一般的安乐死分类方法，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还可以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无法知悉本人意愿的安乐死（如病人为婴儿或植物人等）。积极安乐死是指采用积极的措施去结束垂危病人弥留在痛苦之中的生命，具体做法是给病人注射毒剂或给服毒性药品等。消极安乐死是指停止对垂危病人的治疗措施，停止对病人的营养支持，尤其是指停止使用现代医学设备和手段抢救病人，让病人自行死亡，这种做法往往被认为更不人道。通常所讲的安乐死，主要指积极安乐死。
一、 国内外安乐死立法进程研究
1905年，由弗朗西斯·培根首创，英语中才有enthanasia这个词用以指代“安乐死”，但是，安乐死的观念和实践却历史悠久。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证明人在场，递交由卫生部任命的“安乐死审查人”审查。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蓬勃发展。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⑶（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是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于半年后被废止。2001年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⑷于是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最近，荷兰邻国比利时已开始制定有关允许实施“安乐死”的法律草案，西班牙也正在酝酿就此问题立法。
早在1987年，中国法学界、医学界和哲学界就开始了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缘由是陕西汉中市的一家医院为一位女性肝硬化病人实施积极安乐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在我国，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只有两种：一是由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二是在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下的自卫杀人。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因为安乐死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复杂，一时尚不能如愿地阐明。
二、安乐死基本理念之争
自安乐死出现始，其合法与否等问题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理论上存在否认和赞成两种倾向。
否认安乐死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绝对价值，“生命尊重之理念，是人类从事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现代社会伦理、典章制度，都是以此理念维系的。任何人都无权通过任何方式以任何理由来剥夺他人的生命。具体理由如下：（1）如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则给他人的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应和了“楔子理论”（“楔子理论”是台湾刑法理论界提出来的。他是指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任意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安乐死难避作为他人实施杀人工具的嫌疑，是违法行为合法化的外衣。（2）虽然现代科技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但医疗事故仍频频出现，医疗误诊也难以避免，这给安乐死对象（即病人是否身患绝症、是否临近死期）的确定造成了困难。如果承认安乐死，则有无端损害生命的隐患存在。（3）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就可能被根治。而且，凡有顽症而避之，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不利于医学的发展。（4）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尽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许他们实施相反的行为。
而赞成者认为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人实际上丧失继续生存的可能性时，结束其生命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理由如下：（1）人只要在不危及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结束自己的“残生”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安乐死是患有不治之症、临近死期、受尽痛苦的病人到达“生命彼岸”的优势性工具。（2）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包括生存权和死亡权）的尊重。（3）救死扶伤虽为医德之要求，但当人们迫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压力而竭力挽救一个痛苦难忍、无恢复之希望而自愿求死的人，实无多大的现实意义，这种做法丧失了相当的社会效益，必然会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引致资源劣化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原则。（4）建立一套科学的安乐死制度，做好肯定与否定的对象界定，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即对安乐死行为予以褒扬，对故意杀人等犯罪予以严厉打击，有利于善良人性的张扬，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纵观两派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围绕在生命神圣、至上观，个人独立价值观，同情论，本人同意论，关于医学新突破，危险先例论和功利观等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细介绍。
否定说片面宣扬安乐死的消极影响，抹煞了它的正面作用，忽视了社会的动态特征。而肯定说则过于强调安乐死的积极效应，看不到安乐死本身所固有的负面影响。对待安乐死应持既肯定又否定的扬弃态度，实行有保留的承认。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
尽管已有几个国家已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认可了安乐死的事实，但反对的呼声仍是主流。在荷兰刚刚通过安乐死法案之后不久，俄、德、瑞典等国立即做出反应，表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而且在荷兰也发生过数起假借安乐死进行谋杀的案例。笔者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存在其独特的道德伦理基础、文化根底和精神渊源。
伦理是指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它是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在当今社会，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的外延不断扩大，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纳入到了伦理道德的整个评价标准体系。可以说：凡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不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不道德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价值是积极的，纯粹意义上的，所谓的道德也是善的，因为“不是任何道德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反映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只具有伪价值。只有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才具有真正的价值。”⑸“安乐死的实行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向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一个健康、神志清醒的人，有选择死亡的自由，为什么一个身患绝症不能治愈的病人，就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呢？这不公平。应该让身患绝症的病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⑹基于这种思考，尊重人的趋死的合理选择，也就是维护人权。
实施安乐死存在坚实的道德基础。安乐死不是一个人在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一个关涉道德、有充分理由的他灭性行为。死亡是一种必然，生存已失去了意义。严重的病情本身就是他怀疑生活意义的充分理由，病人选择安乐死，有效的维护了一种无价的价值。
在研究安乐死的合法形式时，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入“亚文化”和“主文化”两个概念.任何一国都存在“主文化”和“亚文化”，他们周延的代表了所有国民的价值观念。一个人亦或一些人的价值观念要么属于主文化，要么属于亚文化，不可能存在第三种倾向。因为社会大多数人总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利益要求，沉淀成共同的善恶判断标准，从而造成在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文化群，基于主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就会形成要求社会所有人必须接受的法律规范。而属于亚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对于主流价值观念只能算是异类，它必须附和于主文化。据调查，上海对200位老人进行安乐死调查，赞成率为73%；北京市的500例问卷，赞成的有399人，占79.8%；河北职工医学院对保定市4001名工人、农民、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61.59%⑺。
另外，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化，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患者，受到无比痛苦得折磨时，他真是生不如死，对于他实际上已失去了生活的原本意义，享受生活的真谛也无从谈起。这正好为安乐死的存在提供了精神支持。
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
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




注释:
（1）怜杀是美国刑法界对安乐死的别称.参见储怀植著:《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2）参见David S.Oderberg,Applied Ethics(Oxford: Blackwell Pulishers Ltd )（2000），p48。
（3）该法案又称为《死亡权利法》，其允许个人在一项文件上签署，表明于死亡迫在眼前的情况下，可授权医生采取停止延续生命的措施。
（4）引自《环球时报》2001年4月17日第17版。
（5）李连科著：《价值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第246页。
（6）（7）欧阳涛：“安乐死的现状与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