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05年市政府为群众要办的实事任务责任分解落实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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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05年市政府为群众要办的实事任务责任分解落实方案》的通知
哈政办综〔2005〕17号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05年市政府为群众要办的实事任务责任分解落实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将《2005年市政府为群众要办的实事任务责任分解落实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坚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是各级政府深入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对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履职尽责，协调配合，确保今年市政府为群众要办的22件实事如期完成。市政府办公厅将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承担的任务推进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有关情况在哈尔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五年四月六日
[表格1:2005年市政府为群众要办的实事任务责任分解落实方案]
http://www.harbin.gov.cn/hrbzfw/hrbnews_zb/display_form.php?formi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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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刑法的立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关于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研究也起步很早并得到快速发展。而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研究尚出于起步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相比之下仍然很不完善，其存在的缺陷亟待解决。笔者在本文中就我国行政刑法的渊源展开分析，从而发现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存在的种种缺陷，进而探索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改善之道。
【关键词】行政刑法规范 刑法规范 立法方式 劳动教养
行政刑法是在行政制裁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一些学者认为，行政刑法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因为旧王朝时期的法国国王、封建领主、某些地方政府就已经享有独立的行政惩罚权。不过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行政刑法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后，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模式确立之后。[1]笔者采纳通说的意见，并且认为行政刑法的立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某些州地区已经制定了自成一体的“警察刑法典”，这可以说是行政刑法的最早的立法例，不过那时还没有出现“行政刑法”这一概念。自1902年德国学者郭特希密特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以来，行政刑法立法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在欧陆国家和日本，行政刑法立法的研究已经相当发达。而在我国，由于上世纪90年代才有部分学者进行行政刑法研究，所以我国的行政刑法立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行政刑法立法方式不免要产生各种各样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的法治文明建设，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探讨。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缺陷。
一、体现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行政刑法渊源
要探讨行政刑法立法方式，当然首先要分析体现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行政刑法渊源，也即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我国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刑法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罪刑规范。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有很多刑法条文规定了以触犯行政法为前提的行政犯罪。例如，刑法分则规定的走私罪、非法狩猎罪、危害税收征管罪、违反国境卫生检疫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等，这些罪名规范都是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
（二）行政法律中的罪刑规范，也即附属刑法规范。基于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制定大量的行政法律法规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制。但对于某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单一的行政法律法规不能有效发挥规制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立法者们在这些行政法律中设立了许多罪刑规范。
（三）单行刑法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罪刑规范。在上个世纪，我国在刑法典之外又制定了很多单行刑法。但到97年刑法典制定后，单行刑法逐渐被废止。目前仍在施行的单行刑法只剩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所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单行刑法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罪刑规范，当然是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
（四）劳动教养法规等规范。这一表现形式比较特殊，争议不小，我们在此单独说明。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本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前两个虽然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但在性质上乃属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而第三个属于部门规章。可以说，在这里谈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似乎与行政刑法立法相去甚远。可奇怪的是，很多学者都在自己的行政刑法相关著作中阐述劳动教养制度，例如苏州大学的李晓明教授就在《行政刑法学》和《行政刑法学导论》中大谈劳动教养制度。并且，这些学者基本都倾向于将劳动教养法规等规范纳入到行政刑法立法之中。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赵秉志教授认为：“中国的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 实现行政管理目的, 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称。”[2]个中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劳动教养制度的人身强制性、严厉性等特点，以及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借行政之名行刑罚之实的现状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在本文该部分论述劳动教养法规等规范。
二、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缺陷
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缺陷，就体现在本文上面部分提到的法律渊源之中。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具体分析。
（一）行政刑法罪名、责任的立法方式缺陷
行政刑法罪名、责任的立法方式，即采用何种形式来规定行政犯罪罪名、行政刑法责任，这对于协调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综观世界各国行政刑法罪名、责任的立法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混合式的立法，即将行政刑法责任条款分别规定在刑法典、单行刑法和行政法律之中；二是独立式的立法，即制定独立的行政刑法典。[3]可以说，只有少数国家采用独立式的立法方式，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混合式的立法方式，我国采用的亦是混合式的立法方式。采用这种立法方式本没有什么不妥，但我国在采用这种立法方式的同时，在行政法律中规定行政刑法责任时，主要采用的是“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因而就存在很大的缺陷。
所谓“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指有关行政刑法责任条款被分散设置于行政法律之中，且必须依附于刑法典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如果离开刑法典，这些行政刑法责任的规定就无从发挥作用，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我国规定行政刑法责任所采用的“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的体现：一是原则性的规范，即在行政法律中笼统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刑事责任未予具体设定，例如《会计法》第29条规定：“单位领导人和其他人员对依照本法履行职务的会计人员打击报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比照性的规范，即在行政法律中类推规定对某种行为比照刑法典中最相类似的条款追究刑事责任，例如《专利法》第63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2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三是援引性规范，又称照应性的刑法规范，即在行政法律中直接援引刑法典中的某个具体条款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虐待未成年的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282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说，上面述及的“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原则性规范很难在刑法典中找到与其相对应的罪刑规范，往往导致其难以甚至不能适用，这种情形下的原则性规范无异于形同虚设。例如，根据《统计法》第2条规定，虚报或者瞒报统计资料、未经批准而自行编制发布统计调查表等行为是违法行为，该法第26条规定：对违反本法构成犯罪的人员，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规定虽然原则性地规定了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刑法典中与单行刑法中却找不到相对应的具体适用条文。二是比照性或者援引性规范又往往显得十分牵强，、不合理，使得它们与刑法典不协调，并导致刑法典失去规范性、犯罪的构成要件失去统一性。[4]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行政刑法的适用效果，导致行政刑法责任适用上的混乱。
（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严重破坏了刑法的稳定性
任何法律都把稳定性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刑法和行政刑法亦不例外，但两者对稳定性的要求程度有很大不同。相对来说，由于刑法本身的特性与漫长人类社会的积淀，以及规制人类社会秩序方式进程的本身较为缓慢，有关规制社会伦理层面、涉及社会治安秩序方面的犯罪类型及法律规范较为稳定；而距离传统社会伦理层面较远，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与市场经济秩序有关的行政犯罪，往往表现出较大的易变性。[5]所以，刑法更讲求稳定性，而行政刑法表现出更大的易变性。将有较大易变性的行政犯罪规范规定在刑法中，无疑将严重影响刑法的稳定性。因为，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应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势，刑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必然要不断作出相应调整，这必然严重破坏刑法的稳定性。
目前，我国刑法自1997年施行以来，已经经过了八次修改，出台了八个刑法修正案。由这八个刑法修正案分析可知，大部分被修正的条文都是行政犯罪规范。至今，刑法已经做过八次修正，其稳定性已经遭到很大破坏，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犯罪规范的易变性。
三、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完善
（一）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由本文前面部分可知，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存在着重大缺陷。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所谓“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在行政法律中直接规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的一种立法方式。[6]采用这种立法方式，可以更好地协调行政刑法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保证行政刑法责任真正落实到实处，有效发挥行政刑法的规制作用。笔者认为，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具体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这种立法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的缺陷问题。在行政法律中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直接规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可以使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直接依据该规定对罪犯定罪量刑，有效避免因刑事罚则不够明确而造成法律适用上混乱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在行政法律中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直接规定罪名和法定刑，实质上使其成为典型的分则性规定，与刑法典分则相并列，并都把刑法典总则作为指导，从而能够把行政刑法与刑法典协调起来，保证其各自的特性不被损害。
第二，这种立法方式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因此，我国的行政法律完全可以就刑罚适用作出特别规定，规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
第三，这种立法方式在我国早已有之，采用这种立法方式有经验可循。例如，我国1957年颁布的《国境卫生检疫条例》第七条规定：“如果因违反本条例和本条例实施细则而引起检疫传染病的传播或者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轻重依法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金。”[7]
以上说明，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十分必要，且具有采用的良好条件的。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
(2010年4月28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10年6月2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控制和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净化卫生环境，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提高城市文明水平，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吸烟的控制。
第三条 市、区、县级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控制吸烟工作和宣传教育活动，指导、协调和监督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开展控制吸烟工作，定期向社会公布本市控制吸烟工作情况。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负责下列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的宣传教育、日常管理和监督，并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
（一）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工作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二）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各自管辖学校的控制吸烟工作；
（三）文化、体育、旅游、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文化、娱乐、体育场所以及旅馆业的控制吸烟工作；
（四）交通、港务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其管辖范围内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经营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商场的控制吸烟工作以及对烟草制品广告的监督管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其他部门，负责各自管辖范围的控制吸烟工作。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控制吸烟工作的具体职责分工,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前款规定予以明确后向社会公布。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负责对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进行监督管理。机场、铁路的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机场、铁路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本市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媒体以及社区公共宣传栏应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营造无烟环境的意识。
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防止烟草烟雾危害教育，开展控制吸烟宣传活动。
第五条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室内办事区域；
（二）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范围的室内外区域和其他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室内区域；
（三）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范围的室内外区域；
（四）本款第三项以外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其他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室内区域；
（五）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展览馆、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档案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室内区域；
（六）商场、书店；
（七）金融、邮政、电信等企业的室内营业区域；
（八）公共汽车电车、出租车、长途客运汽车、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客渡轮等公共交通工具内部及其售票厅和设置在室内的站台；
（九）体育场馆的观众区、竞赛区、运动员区以及乒乓球馆、羽毛球馆、保龄球馆、桌球馆（室）、健身房等室内健身场所；
（十）旅馆、宾馆、酒店、招待所、培训中心、度假村等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的大堂以及其他室内公共区域；
（十一）电梯内部及其室内等候区域；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吸烟场所。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增设禁止吸烟的场所。
第六条 下列室内公共场所限制吸烟，除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自行规定全面禁烟外，应当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吸烟室或者吸烟区以外的其他室内区域禁止吸烟：
（一）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位在75位以上的餐饮场所；
（二）歌舞娱乐、游戏休闲场所；
（三）公共汽车电车、出租车、长途客运汽车、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客渡轮、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等候区域；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限制吸烟场所。
旅馆、宾馆、酒店、招待所、培训中心、度假村等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应当设置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禁止吸烟。
第七条 室内工作场所限制吸烟。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会议室、礼堂、公共走廊、电梯以及本单位的餐厅、咖啡厅禁止吸烟，其他区域可以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
第八条 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二）设置明显的标志；
（三）与非吸烟室、非吸烟区有效分隔；
（四）远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
（五）安装独立有效的通风换气装置；
（六）配置烟灰缸(盒)并放置“吸烟有害健康”的标牌。
第九条 禁止吸烟场所和限制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禁止吸烟或者限制吸烟的管理制度；
（二）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牌，并保持标志和标牌完整、清晰；
（三）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放置烟具和附烟草广告的物品；
（四）对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吸烟者予以劝导，对不听劝导的，向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可以设禁止吸烟检查员，负责履行前款第四项所列职责。
第十条 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的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加强禁止吸烟的宣传，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取消吸烟室或者吸烟区。
第十一条 任何人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吸烟或者携带燃着的卷烟、雪茄烟、烟斗。
第十二条 公民在本市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发现吸烟违法行为的，可以行使下列权利：
（一）要求吸烟者立即停止吸烟；
（二）向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投诉，要求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劝导吸烟者停止吸烟；
（三）对不履行控制吸烟职责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向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举报和投诉。
第十三条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设置并且公开全市统一的举报和投诉电话，方便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接到单位或者个人的举报和投诉后，应当要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机构及时处理。
第十四条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可以根据控制吸烟工作的需要，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以及对国家机关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检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机构应当参与。
第十五条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应当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六条 禁止吸烟标志、警示标识的制作标准以及张贴规范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一规定。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免费发放禁止吸烟标志、警示标识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牌。
第十七条 在各类公务和大型公共活动中不吸烟、不备烟、不敬烟。
第十八条 烟草制品销售者(含个体摊档)应当在每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一天。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开展对“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的宣传，并且加强对烟草制品销售者在“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的监督。
第十九条 烟草制品销售者应当在出售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吸烟有害健康和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标志。
烟草制品销售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和孕妇出售烟草制品，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二十条 禁止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期刊等媒体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在户外和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禁止烟草制品生产者、经营者派赠烟草制品。
第二十一条 鼓励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设立戒烟服务门诊，为吸烟者提供戒烟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二条 鼓励创建无吸烟单位。市人民政府对无吸烟单位以及在控制吸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予以表彰或者奖励。表彰或者奖励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鼓励控制吸烟协会等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制吸烟工作或者为控制吸烟工作提供支持。
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控制吸烟工作可以采用志愿服务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按照下列规定对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实施行政处罚：
（一）应当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而没有设置或者划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应当设置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而没有设置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或者管理者不履行职责的，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其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在其经营场所发现吸烟不予制止，或者未悬挂禁止吸烟标志的，由公安机关、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对违法吸烟者予以警告，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标志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或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在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在户外设置烟草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派赠烟草制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派赠行为，并对派赠单位处以十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阻碍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禁止吸烟检查员履行职责，并且扰乱公共秩序或者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
（二）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
第三十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控制吸烟职责，或者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行政刑法规范 刑法规范 立法方式 劳动教养
行政刑法是在行政制裁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一些学者认为，行政刑法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因为旧王朝时期的法国国王、封建领主、某些地方政府就已经享有独立的行政惩罚权。不过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行政刑法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后，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模式确立之后。[1]笔者采纳通说的意见，并且认为行政刑法的立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某些州地区已经制定了自成一体的“警察刑法典”，这可以说是行政刑法的最早的立法例，不过那时还没有出现“行政刑法”这一概念。自1902年德国学者郭特希密特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以来，行政刑法立法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在欧陆国家和日本，行政刑法立法的研究已经相当发达。而在我国，由于上世纪90年代才有部分学者进行行政刑法研究，所以我国的行政刑法立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行政刑法立法方式不免要产生各种各样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的法治文明建设，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探讨。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我国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缺陷。
一、体现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行政刑法渊源
要探讨行政刑法立法方式，当然首先要分析体现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行政刑法渊源，也即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我国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刑法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罪刑规范。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有很多刑法条文规定了以触犯行政法为前提的行政犯罪。例如，刑法分则规定的走私罪、非法狩猎罪、危害税收征管罪、违反国境卫生检疫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等，这些罪名规范都是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
（二）行政法律中的罪刑规范，也即附属刑法规范。基于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制定大量的行政法律法规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制。但对于某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单一的行政法律法规不能有效发挥规制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立法者们在这些行政法律中设立了许多罪刑规范。
（三）单行刑法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罪刑规范。在上个世纪，我国在刑法典之外又制定了很多单行刑法。但到97年刑法典制定后，单行刑法逐渐被废止。目前仍在施行的单行刑法只剩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所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单行刑法中规定行政犯罪的罪刑规范，当然是行政刑法的立法表现形式。
（四）劳动教养法规等规范。这一表现形式比较特殊，争议不小，我们在此单独说明。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本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前两个虽然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但在性质上乃属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而第三个属于部门规章。可以说，在这里谈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似乎与行政刑法立法相去甚远。可奇怪的是，很多学者都在自己的行政刑法相关著作中阐述劳动教养制度，例如苏州大学的李晓明教授就在《行政刑法学》和《行政刑法学导论》中大谈劳动教养制度。并且，这些学者基本都倾向于将劳动教养法规等规范纳入到行政刑法立法之中。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赵秉志教授认为：“中国的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 实现行政管理目的, 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称。”[2]个中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劳动教养制度的人身强制性、严厉性等特点，以及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借行政之名行刑罚之实的现状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在本文该部分论述劳动教养法规等规范。
二、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缺陷
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缺陷，就体现在本文上面部分提到的法律渊源之中。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具体分析。
（一）行政刑法罪名、责任的立法方式缺陷
行政刑法罪名、责任的立法方式，即采用何种形式来规定行政犯罪罪名、行政刑法责任，这对于协调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综观世界各国行政刑法罪名、责任的立法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混合式的立法，即将行政刑法责任条款分别规定在刑法典、单行刑法和行政法律之中；二是独立式的立法，即制定独立的行政刑法典。[3]可以说，只有少数国家采用独立式的立法方式，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混合式的立法方式，我国采用的亦是混合式的立法方式。采用这种立法方式本没有什么不妥，但我国在采用这种立法方式的同时，在行政法律中规定行政刑法责任时，主要采用的是“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因而就存在很大的缺陷。
所谓“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指有关行政刑法责任条款被分散设置于行政法律之中，且必须依附于刑法典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如果离开刑法典，这些行政刑法责任的规定就无从发挥作用，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我国规定行政刑法责任所采用的“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的体现：一是原则性的规范，即在行政法律中笼统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刑事责任未予具体设定，例如《会计法》第29条规定：“单位领导人和其他人员对依照本法履行职务的会计人员打击报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比照性的规范，即在行政法律中类推规定对某种行为比照刑法典中最相类似的条款追究刑事责任，例如《专利法》第63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2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三是援引性规范，又称照应性的刑法规范，即在行政法律中直接援引刑法典中的某个具体条款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虐待未成年的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282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说，上面述及的“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原则性规范很难在刑法典中找到与其相对应的罪刑规范，往往导致其难以甚至不能适用，这种情形下的原则性规范无异于形同虚设。例如，根据《统计法》第2条规定，虚报或者瞒报统计资料、未经批准而自行编制发布统计调查表等行为是违法行为，该法第26条规定：对违反本法构成犯罪的人员，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规定虽然原则性地规定了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刑法典中与单行刑法中却找不到相对应的具体适用条文。二是比照性或者援引性规范又往往显得十分牵强，、不合理，使得它们与刑法典不协调，并导致刑法典失去规范性、犯罪的构成要件失去统一性。[4]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行政刑法的适用效果，导致行政刑法责任适用上的混乱。
（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严重破坏了刑法的稳定性
任何法律都把稳定性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刑法和行政刑法亦不例外，但两者对稳定性的要求程度有很大不同。相对来说，由于刑法本身的特性与漫长人类社会的积淀，以及规制人类社会秩序方式进程的本身较为缓慢，有关规制社会伦理层面、涉及社会治安秩序方面的犯罪类型及法律规范较为稳定；而距离传统社会伦理层面较远，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与市场经济秩序有关的行政犯罪，往往表现出较大的易变性。[5]所以，刑法更讲求稳定性，而行政刑法表现出更大的易变性。将有较大易变性的行政犯罪规范规定在刑法中，无疑将严重影响刑法的稳定性。因为，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应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势，刑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必然要不断作出相应调整，这必然严重破坏刑法的稳定性。
目前，我国刑法自1997年施行以来，已经经过了八次修改，出台了八个刑法修正案。由这八个刑法修正案分析可知，大部分被修正的条文都是行政犯罪规范。至今，刑法已经做过八次修正，其稳定性已经遭到很大破坏，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犯罪规范的易变性。
三、行政刑法立法方式的完善
（一）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由本文前面部分可知，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存在着重大缺陷。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所谓“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在行政法律中直接规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的一种立法方式。[6]采用这种立法方式，可以更好地协调行政刑法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保证行政刑法责任真正落实到实处，有效发挥行政刑法的规制作用。笔者认为，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具体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这种立法方式可以有效地解决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的缺陷问题。在行政法律中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直接规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可以使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直接依据该规定对罪犯定罪量刑，有效避免因刑事罚则不够明确而造成法律适用上混乱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在行政法律中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直接规定罪名和法定刑，实质上使其成为典型的分则性规定，与刑法典分则相并列，并都把刑法典总则作为指导，从而能够把行政刑法与刑法典协调起来，保证其各自的特性不被损害。
第二，这种立法方式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因此，我国的行政法律完全可以就刑罚适用作出特别规定，规定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
第三，这种立法方式在我国早已有之，采用这种立法方式有经验可循。例如，我国1957年颁布的《国境卫生检疫条例》第七条规定：“如果因违反本条例和本条例实施细则而引起检疫传染病的传播或者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轻重依法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金。”[7]
以上说明，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十分必要，且具有采用的良好条件的。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
(2010年4月28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10年6月2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控制和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净化卫生环境，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提高城市文明水平，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吸烟的控制。
第三条 市、区、县级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控制吸烟工作和宣传教育活动，指导、协调和监督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开展控制吸烟工作，定期向社会公布本市控制吸烟工作情况。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负责下列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的宣传教育、日常管理和监督，并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
（一）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工作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二）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各自管辖学校的控制吸烟工作；
（三）文化、体育、旅游、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文化、娱乐、体育场所以及旅馆业的控制吸烟工作；
（四）交通、港务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其管辖范围内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经营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商场的控制吸烟工作以及对烟草制品广告的监督管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其他部门，负责各自管辖范围的控制吸烟工作。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控制吸烟工作的具体职责分工,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前款规定予以明确后向社会公布。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负责对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进行监督管理。机场、铁路的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机场、铁路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本市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媒体以及社区公共宣传栏应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营造无烟环境的意识。
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防止烟草烟雾危害教育，开展控制吸烟宣传活动。
第五条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室内办事区域；
（二）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范围的室内外区域和其他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室内区域；
（三）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范围的室内外区域；
（四）本款第三项以外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其他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室内区域；
（五）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展览馆、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档案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室内区域；
（六）商场、书店；
（七）金融、邮政、电信等企业的室内营业区域；
（八）公共汽车电车、出租车、长途客运汽车、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客渡轮等公共交通工具内部及其售票厅和设置在室内的站台；
（九）体育场馆的观众区、竞赛区、运动员区以及乒乓球馆、羽毛球馆、保龄球馆、桌球馆（室）、健身房等室内健身场所；
（十）旅馆、宾馆、酒店、招待所、培训中心、度假村等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的大堂以及其他室内公共区域；
（十一）电梯内部及其室内等候区域；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吸烟场所。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增设禁止吸烟的场所。
第六条 下列室内公共场所限制吸烟，除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自行规定全面禁烟外，应当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吸烟室或者吸烟区以外的其他室内区域禁止吸烟：
（一）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位在75位以上的餐饮场所；
（二）歌舞娱乐、游戏休闲场所；
（三）公共汽车电车、出租车、长途客运汽车、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客渡轮、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等候区域；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限制吸烟场所。
旅馆、宾馆、酒店、招待所、培训中心、度假村等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应当设置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禁止吸烟。
第七条 室内工作场所限制吸烟。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会议室、礼堂、公共走廊、电梯以及本单位的餐厅、咖啡厅禁止吸烟，其他区域可以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
第八条 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二）设置明显的标志；
（三）与非吸烟室、非吸烟区有效分隔；
（四）远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
（五）安装独立有效的通风换气装置；
（六）配置烟灰缸(盒)并放置“吸烟有害健康”的标牌。
第九条 禁止吸烟场所和限制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禁止吸烟或者限制吸烟的管理制度；
（二）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牌，并保持标志和标牌完整、清晰；
（三）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放置烟具和附烟草广告的物品；
（四）对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吸烟者予以劝导，对不听劝导的，向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可以设禁止吸烟检查员，负责履行前款第四项所列职责。
第十条 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的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加强禁止吸烟的宣传，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取消吸烟室或者吸烟区。
第十一条 任何人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吸烟或者携带燃着的卷烟、雪茄烟、烟斗。
第十二条 公民在本市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发现吸烟违法行为的，可以行使下列权利：
（一）要求吸烟者立即停止吸烟；
（二）向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投诉，要求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劝导吸烟者停止吸烟；
（三）对不履行控制吸烟职责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向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举报和投诉。
第十三条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设置并且公开全市统一的举报和投诉电话，方便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接到单位或者个人的举报和投诉后，应当要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机构及时处理。
第十四条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可以根据控制吸烟工作的需要，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以及对国家机关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检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机构应当参与。
第十五条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应当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六条 禁止吸烟标志、警示标识的制作标准以及张贴规范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一规定。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免费发放禁止吸烟标志、警示标识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牌。
第十七条 在各类公务和大型公共活动中不吸烟、不备烟、不敬烟。
第十八条 烟草制品销售者(含个体摊档)应当在每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一天。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开展对“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的宣传，并且加强对烟草制品销售者在“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的监督。
第十九条 烟草制品销售者应当在出售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吸烟有害健康和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标志。
烟草制品销售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和孕妇出售烟草制品，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二十条 禁止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期刊等媒体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在户外和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禁止烟草制品生产者、经营者派赠烟草制品。
第二十一条 鼓励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设立戒烟服务门诊，为吸烟者提供戒烟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二条 鼓励创建无吸烟单位。市人民政府对无吸烟单位以及在控制吸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予以表彰或者奖励。表彰或者奖励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鼓励控制吸烟协会等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制吸烟工作或者为控制吸烟工作提供支持。
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控制吸烟工作可以采用志愿服务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按照下列规定对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实施行政处罚：
（一）应当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而没有设置或者划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应当设置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而没有设置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或者管理者不履行职责的，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其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在其经营场所发现吸烟不予制止，或者未悬挂禁止吸烟标志的，由公安机关、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对违法吸烟者予以警告，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标志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或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在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在户外设置烟草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派赠烟草制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派赠行为，并对派赠单位处以十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阻碍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禁止吸烟检查员履行职责，并且扰乱公共秩序或者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
（二）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
第三十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控制吸烟职责，或者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