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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权利释义学体系初探
　　　　　　　　　　　　　　　　——基本权利研究之方法论批判

　　　　　　　　　　　　　　　作者：郑贤君


摘要: 早期基本权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模糊学科之间的范围与界限，导致相对于法学的方法偏离。基本权利释义学是一个致力于规范含义发现的解释事业，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概念，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基本权利释义学具有相对的中立性，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现实。这一规避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树起了一道墙，在确保政治与学术安全的同时蕴涵着双重风险，即过多借用普遍性原理或者域外理论有可能影响基本权利的本地化程度及僵化基本权利，使其成为远离政治现实的封闭体系。为克服这些风险，应促使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地化，通过外弛弥补体系化的内证之不足，确立权利义务相一致为基本的解释原则。
关键词: 基本权利；宪法释义；方法论



基本权利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是一个宪法问题，在双重意义上涉及学科与基本权利实践的成立、存在、运行与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任务与宪法实施之间的关系，故而对基本权利研究的批评也是对基本权利方法论的检讨。承认能力的有限性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每一学科都是基于共同体成员持有相同信仰、价值及遵循共有程序规则技术前提下对特定领域所进行的探索，它在携带相对狭窄与封闭这一固有缺陷的同时，也成就了其专业性，并保证所得结论、经验与教训为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与可接受性，故而试图在方法论上建构一个可囊括与容纳一切方法及解决所有问题的努力虽然不乏学术雄心，但其在根本上有违学科专业分工，导致研究界限的模糊与方法的偏离。

一、基本权利研究界限的模糊与方法的偏离

体系化是判定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由于体系化基本权利研究起步较晚，上述三要素的发展较为迟滞与缓慢。有学者对中国基本权利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作为学术概念的基本权利”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才“重新回到中国宪法学者的学术视野之中”的，而对于“基本权利概念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

从研究对象来看，早期基本权利研究局限于个别基本权利条款，没有抽象、提炼和概括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权利原理。有些个别基本权利条款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如言论自由、平等权等，其他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住宅自由、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人格尊严、财产权等的研究尚不深入。从研究对象来看，基本权利的释义体系不仅包括个别条款，亦应包括适用于所有条款的普遍性原理，即总论与个论。以中国现有宪法学教科书体例与内容为例，可知基本权利所占比重较少，且缺乏原理性的总论，即使偶有教材安排总论，个论与总论难成比例，往往总论只有寥寥几笔。实践发展、研究队伍、学术视阈、方法锤炼等多重因素决定中国前期研究多局限于个别基本权利的讨论，且各基本权利的研究深入程度亦不相当。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是方法的发展史。[1]在基本权利的发展历史中，可见不同时期占支配性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均打上政治烙印，是政治与学术交互影响的产物。其突出特点是，使不同学科间的研究范围与界限模糊了，导致相对于法学的方法偏离。主导前期研究方法的是政策性阐释、普通法律分析、一般社会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政策性阐释是对个别基本权利的理论、功能与现实意义的阐述与分析，它是社会学而非法学的；普通法律分析见于对个别基本权利条款进行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的分析，着重于法律效力与责任的判断；综合性方法是运用历史、政治，乃至经济学分析特定基本权利规范产生的原因、背景等。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有四：一是没有关注基本权利规范本身，不将规范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没有将基本权利规范置于宪法关系的框架中分析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三是没有运用基本权利原理分析规范，诸如主体、限制理论、效力、宪法责任(即如何处置违宪法律、规范性文件及其他公权力)、国家保护义务等；四是没有运用宪法解释分析基本权利规范，特别是视情况而定分别或者综合运用文意、原意、体系与目的解释的方法习得规范含义。

体系化以其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为特征，是一种相对自洽与封闭的状态。[2]在该状态下，特定学科具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使用特定与共通的研究方法，寻求对某一问题的解答。体系化可化约为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固定的研究对象属于实体内容，共通的研究方法属于程序规则。日本行政法学者铃木义男曾言：“行政法学姑且假定其分别为总论与各论……其主要之任务，乃由庞杂之各个法规中，抽出其共通之法理，予以得为其前提之基本法理，而为行政法规解释适用上之基础工事。”[1]“既负有学科之名……最低限度须应其‘学’的要求，而保有相当的体系。”[2]体系化的目的在于以其封闭与独立拒斥不良因素的侵入与干扰，纯洁其内涵，使学术与政治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而完成本学科独有的学术任务，因而体系化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诱因。学术诱因在于将特定学科独立于相邻学科之外，政治诱因在于使学术尽可能免受不良政治的干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宪法发展曾苦于不良现实的政治牵绊，刻意发展宪法释义学，将宪法研究的对象树立于规范之上，使用宪法解释方法推导规范条款的含义，以此抵制政治现实对真理与公义的压制与歪曲。德国拉班德采用法律形式主义将法学研究确立为对宪法规范的阐释，试图建立一个不与伦理道德、政治、历史以及其他东西掺和在一起的“纯净的”科学法学，建造“一个适合创新建构实在法和旨在对这些实在法进行解释的概念和原则体系”；[3]日本美浓部达吉吸取拉班德的理论，树立法学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指出“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常常应该是法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事情”；[4]中国台湾地区宪法释义学的发展等，[5]无不是在政治与学术双重意义上使宪法学脱离一般社会科学方法并解脱政治压力的一种学术努力。

简言之，判定基本权利体系化的标准是法学方法的释义学贯彻的程度。“基本权利研究”并非单纯的学术用语，而是与基本权利释义或者体系等同的一个概念。如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与法律学、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法律解释与法律解释学意指相同，宪法解释等同于宪法解释学。基本权利研究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基本权利规范，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坦率而言，尽管寻求中立的基本权利规范含义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现实的侵扰，释义学的体系化在实现其自洽的同时未尝不是一种逃遁，或曰对政治现实的回避，颇有些不得已。[6]连德国学者也承认，“那些在方法允许的范围内研究现行法律教义的人，在政治与学术上会觉得更安全”[2]。这种逃遁蕴涵着双重风险，即对普遍性原理或者域外理论过多的借用有可能影响基本权利本土化的程度，以及僵化基本权利。

二、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

首要的问题是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规范与政治现实疏离的另一面是宪法释义学脱离宪法文本的可能。基本权利概念本土化是指以中国基本权利规范为中心，依据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践状况，通过宪法解释寻求特定基本权利规范含义的过程。其将目光集中于中国基本权利规范，选择外国法上可与中国既有理论与现实融通的原理与判例规则做旁证，确定规范含义，提炼中国基本权利的普遍原理。当下，不少学者依然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弃中国基本权利规范于不顾，以域外概念解释中国基本权利事实的现象。

以外国法上的概念分析中国基本权利事实，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基本权利理论的贫弱，对于法治后发国家而言实属自然，但不意味着这一现象的合理性。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台湾宪法学释义学存在脱离宪法文本的情况，并非因为“直接移植”外国宪法学理与概念，而是受到长达四十多年政治历史因素制约而成。他认为，宪法释义学的移植，是为了避免政治环境对宪法成长的局限与妨碍；相对的，也正是宪法释义学的移植，而造就“不利”宪法本土化环境的形成。[7]1947年，著名法理学家蔡枢衡曾感言：“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4]它虽然反映了当时中国法学研究主体地位缺乏的状貌，但今日中国基本权利研究未臻此境。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规模尚弱，其学术代表性不突出，对相关国家理论的吸收、消化与借鉴也未见彻底。对一些基本概念认识的混乱与悖谬依然是中国目前基本权利研究中的客观实存。“借鉴”与“拿来”流于空泛，特色与流派形成亦未必有根基。如何基于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在合理吸收外国相关原理的前提下，实现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便成为一个问题。兹举两例予以说明。

作为一个权利概念，“生存权”至少有三种不同含义：一是日本宪法上作为生活照顾的“生存权”，源于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25条的规定，“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为提高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而努力。”二是国际人权法上作为第三代人权的生存权，即以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集体权利。三是一些国际权利文件中的“相当生活水准权”，如《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中国部分学者在研究社会保障问题时，罔顾语境与规范含义之差异，即中国宪法第44条与第45条规定的物质帮助权与社会保障权，不同程度上机械援引日本宪法与第三代意义的生存权解释中国的物质帮助与社会保障。学界对一些基本权利概念尚未获得共同认识，学者宪法文本规范意识缺乏，是中国基本权利研究未获得主体地位的明证。

又以“隐私权”为例，虽然已有学者尝试以宪法解释厘定中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的规范含义，但部分学者依然存有照搬国外宪法隐私权的倾向。英美与欧洲国家的隐私权有其独特的价值基础、发展历程和规范内涵。美国宪法没有隐私权的明示规定，隐私权属于司法创制的新权利。在1965年的Griswold v. Connecticut案中，道格拉斯大法官提出“伴影理论”(penumbras)，认为隐私权存在于《权利法案》第1条、第3条、第4条、第5条及第9修正案(即保留条款)的伴影交互重叠所创造的区域内，从而把对婚姻家庭隐私的保护纳入宪法权利保护之中。“权利法案所列的具体保证有自己的阴影地带，它的形成来自支撑权利法案存在的条款的辐射，几个明示条款的伴影交叠创造出隐私区域。”[8]伴随着安乐死与同性婚姻，美国隐私权已逐渐发展成为有关个人私生活的自我决定权。这与德国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隐私权形成很大区别。德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但是宪法法院确认对个人隐私的宪法保护，其基础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尊严条款，及第2条规定：“在不侵害他人权利及违反宪法秩序或公共秩序规定的范围内，任何人均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以人的尊严为基本原则及最高价值，结合第2条人格权利，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关隐私权的一系列判决。在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对人格尊严、自治、隐私的权利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I中的“权利”，加上随后的1958年“骑士案”、1961年“高丽人参案”等，推动隐私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利得以确立。依据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利双重属性理论，隐私权保护既包括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也包括公权力侵权，形成了德国隐私权公私法一体的法律保护模式[5]。

中国宪法文本没有明示的隐私权条款，以解释学方法阐释中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即可容纳对隐私权的保护。盲目将西学奉为圭臬，既说明学者宪法文本意识匮乏，亦无助于对基本权利概念的普遍理解，难以促成基本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三、克服僵化：范式的革命

范式革命可破解因体系封闭导致的基本权利僵化。作为常态的范式研究是在一个固定和相对封闭的结构中进行的，它由三种要素组成，即信仰、价值与技术，亦即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持有共同信仰，奉行相同价值，沿用共有技术服务于某一问题的研究，此谓科学。反之，若某一学术团体内部成员缺乏相同信仰与共同的价值信奉，不遵循既定的学科技术规范，则该团体不能称为科学共同体，而只能是“草台班子”。

库恩将科学分为常态科学与非常态科学，其中常态科学为范式研究。范式为学科共同体。“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促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6]范式存在的前提是科学(学科)共同体的独立存在。在特定科学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默认并遵循共同规则，循此方法得出的结论被视为可接受的。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常态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假定、价值系统以及解决问题的程序”[7]。突破范式的研究为非常态，意味着范式危机或革命，此时结构内部已经无法提供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常态基本权利研究是在遵守范式三要素的前提下进行的。宪法学人信奉基本权利，将之视为价值，运用宪法解释技术证成某一基本权利的规范含义。信仰、价值与技术各不相同。信仰是精神领域中的事情；价值从属于行动，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具有评价作用，是评价法律规范乃至公权力有效性的标准，属于形而上；技术是形而下的，是通过践行价值达至并满足信仰的必由之径。这决定了基本权利研究是在认同而非质疑基本权利规范正当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决定了宪法释义学是一种内敛而非外弛的研究方法。

外弛属于库恩的范式革命。新问题的出现使学科共同体内部要素无从应对，需寻求外部要素支持，此时使用非本学科专属方法服务于问题解决成为必然。这属于学科上的“突破”。“所谓突破，则指一种科学传统之既久，内部发生困难，尤其是对于新的事实无法作出适当的处理。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程度时，这门学科的性质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基本性的变化，换言之，即‘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危机’，它一方面突破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导向新传统的建立，使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7]基本权利释义也存在着内敛与外弛交互使用的现象。美国曾经将宪法解释分为“解释派”与“非解释派”两种(现已废弃这一提法)。解释派是指从宪法文本寻求依据以为裁决基础，非解释派是指从文本之外寻求裁决纠纷的规范[8]。严格而言，两者都是在解释宪法，只不过以何者作为佐证确定宪法规范含义：是拘泥于宪法文本文字本身，还是从生活事实中提炼规范；是服从“死的宪法”文字，还是依从“活的宪法”中的价值。前者是法律形式主义的，后者属于法律现实主义之一种，也是外弛方法在宪法解释上的表现。非解释方法的使用有两个前提：一是创制新权利；二是文本没有明确规定。非解释派体现在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中。隐私权是一项新权利，美国宪法文本文字并未规定这一权利，该权利是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一案中确立的。在证成该权利的过程中，法官除使用伴影理论之外，还以社会现实与大众心理为基础，确定私人领域的事务属于自主范畴，它们是基本的，也是州公权力所不能染指的。其后，在涉及差别对待与歧视妇女的平等保护案件中，最高法院再次突破传统证据规则，使用社会科学与心理学方法证明工作场所对妇女施加的不公平待遇侵害了妇女的身体与心理健康。

一切常态科学都是在一定“范式”(典范)的指引之下发展的，但是新的科学事实不断出现必有一天会使一个特定“典范”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失灵，而最终发生“技术上的崩溃”。[9]在此情形下，引入其他方法证成并确定宪法规范含义实属必然，此即综合方法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的运用。需要说明的是，寻求一般社会科学方法服务于宪法解释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基本权利有本质差别。前者归根结底属于宪法解释，是法官在法庭上为纠纷解决寻求规范支持的一种方法，是关于从何处“找法”，以及是否允许运用道德哲学与政治理论进行宪法解释的分歧，体现了基本权利条款性质的规则与原则之争；后者的目的不在于寻求与确定规范含义，而是讨论某一规范产生的背景、历史、作用等。例如，除文本主义方法之外，其他方法都是在结合宪法文本文字辅之以其他方法确定特定规范含义的过程。历史方法就是典型的例证。通过分析制宪史，研究开国之父在制宪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法官确定某一宪法规范或基本权利规范的原初含义。宪法历史解释方法不等同于宪法史研究。那种以宪法发展史作为对象的研究不能称之为宪法解释意义上的历史方法。虽然两种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截然不同，但所使用的方法与材料有相同之处。目前，学界多重方法的运用只是社会科学方法“幽灵”在基本权利领域中的徘徊，对规范含义的证成并无多少助益，只能视为基本权利规范的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分析。从研究对象与方法两方面来看，一切集中于宪法与基本权利规范的背景、历史源流与功能作用的研究都应归入相应的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范畴，既不属于为确定意义寻找的解释学的法学方法，亦不能称之为“外弛”。也就是说，脱离了规范含义寻求与确定的研究都非法学方法，纯粹意义上的法学方法是解释学上的事情，属于宪法释义。

创制新权利是对封闭体系的突破，需要运用超出文本的方法，包括道德哲学与政治理论，但这些方法的运用须服从规范含义的发现。易言之，只要方法的运用没有服务于规范含义的证成，就不能称其为法学方法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有学者在分析劳动权时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呼吁在中国基本权利规范中增加阶层权[9]。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确存在一个以工人和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但宪法上阶层权存在的证成要复杂得多。观察言者的论说脉络，其只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表达不满与同情，并非立意寻找劳动权的规范含义，故可将其归为劳动权的法社会学分析之列。且弱势群体或低收入阶层的存在是制度与经济政策使然，已超出法律范围，属于政治与社会问题。

四、解释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人民政府令

第39号


　　《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业经2003年12月16日大连市人民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夏德仁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连市行政区域内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含城镇，下同）居民和城市农业户口居民，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依照本办法予以保障。
　　第三条　市及县（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同级民政部门，以下简称保障办），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落实和管理使用情况的督查工作；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第二章　保障标准和形式

　　第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拟定和调整，由县（市）区保障办（市内四区由市保障办）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维持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提出意见，征得市保障办同意后，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五条　最低生活保障有下列形式：
　　（一）差额保障。城市居民按规定计算家庭成员收入后，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其无劳动能力家庭成员，可按月人均收入与当地标准的差额，发给保障金；有少部分劳动能力家庭成员，按月人均收入与当地标准80%的差额发给保障金；有部分劳动能力家庭成员，按其家庭月人均收入与当地标准60%的差额发给保障金。
　　上款规定人均享受的差额保障金额低于当地定额保障标准的，按定额保障标准发给保障金。
　　（二）定额保障。城市居民按规定计算家庭成员收入后，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其有劳动能力家庭成员，每月发给固定数额的保障金。
　　已经发给差额保障金的居民，不能申请本项规定的保障金。
　　（三）临时救济制度。享受差额或定额保障的家庭，在重大节日享受由政府统筹安排的一次性临时救济金。
　　（四）突发性救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因遭受突发性灾害，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时，可申请一定数额的一次性救济金。

第三章　保障对象的确定

　　第六条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户主通过户籍所在地居（村）委会向所在街道（乡镇）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居（村）委会对申请人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初审，将结果在申请人居住地张榜公示。公示后3日无异议的，发给《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申请审批表》）。
　　（二）申请人填写《申请审批表》，经所在街道（乡镇）审核后，报送所在县（市）区保障办。
　　（三）县（市）区保障办审查后，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对不符合条件的，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居（村）委会将批准结果在申请人居住地张榜公告，公告后3日内无异议的，发给市保障办统一印制的《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以下简称《保障证》）和城市低保社会化发放储蓄存折（卡）；有异议的，由保障办核实并处理。居（村）委会、街道（乡镇）和县（市）区保障办应在接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办结审批手续，申请人从被批准之日的次月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七条　街道（乡镇）应成立由主管领导、保障科长、民政助理、公安派出所所长、申请人所在居（村）委会主任和5名以上居民代表组成的疑难问题评审小组；居（村）委会应成立由其全体成员、社区民警和3名以上居（村）民代表组成的居（村）民评议小组，负责对初审、审核中疑难问题的评定。
　　第八条　申请人丧失劳动能力认定，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持有工伤证的，1、２、３、4级为无劳动能力；5、6级为有少部分劳动能力；7、８、９、10级为有部分劳动能力。
　　（二）持有残疾人证的，肢体、智力、精神残疾1、2级，视力残疾盲1、2级，为无劳动能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3级，语言听力残疾1、2级，视力残疾低视力1、2级，为有少部分劳动能力；肢体、智力、精神残疾4级，语言听力残疾3、4级，为有部分劳动能力。
　　（三）因病等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由县（市）区（市内四区由市）保障办、卫生局共同指定的医院负责鉴定。鉴定费由申请人自理。对鉴定结果有异议的，由保障办组织复鉴裁定。
　　第九条　在就业年龄段内（男18－60周岁、女18－50周岁）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不含接受国民教育的全日制学校在校生）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必须先到职业介绍机构登记就业。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则上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虽然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实际生活水平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二）银行存款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倍的，私有住房人均建筑面积达到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
　　（三）2年内购买商品住房或高标准装修住房的；1年内购买价值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5倍的非生活必需品的。
　　（四）家中有机动车辆的；安装电话且每月通话费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5%的；家庭成员持有移动电话的（残疾人用于功能性补偿使用的代步机动车、固定或移动电话除外）。
　　（五）有高值收藏或投资股票、商业保险或其它投资行为的；有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馈赠、礼金支出的。
　　（六）饲养价值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宠物的。
　　（七）外地在本地就读的在校学生；安排子女择校就读、出国留学或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进入收费学校就读的。
　　（八）不按要求进行求职登记或虽进行登记，半年内无正当理由两次以上不接受就业安排的。
　　（九）拒不参加社区公共服务社或无正当理由1个月内2次不参加其活动的；连续2次、一年内累计5次不按规定申报家庭收入或提出续保申请的。
　　（十）年内因赌博、嫖娼被行政处罚过的；因吸毒生活困难且尚未改正的；违法结婚、收养和计划外生育的；经常出入餐饮、娱乐场所消费的。
　　（十一）故意放弃或转移个人所有资产的。
　　第十一条　家庭成员在大中专院校学习，户籍虽转出但仍由其家庭成员供养的，可视为同一户籍人员计算并给予保障。同一家庭存在非农业户籍、农业户籍成员的，只保障非农业户籍成员，农业户籍成员的救济或保障，由所在地政府负责。

第四章　家庭收入的计算

　　第十二条　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
　　货币收入包括：
　　（一）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二）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
　　（三）离退休养老金、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职工遗属生活补助费；
　　（四）存款及利息、有价证券及红利、保险给付金收入；
　　（五）特许权使用收入、租赁收入、接受馈赠和继承收入；
　　（六）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七）自谋职业收入；
　　（八）其他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实物收入按市场价折款计入家庭收入。
　　第十三条　优抚对象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保健金，义务兵的津贴和退伍费，政府颁发的一次性见义勇为奖金，工伤人员的护理费、补助金，因公死亡人员及其家属的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生活补助费，因公致残返城的知青护理费，不计入家庭收入。
　　第十四条　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各类收入，分别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工资、基本生活费、离退休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职工遗属生活补助费（以下简称各类应得待遇），按照市政府公布的相关标准计算；实际收入额高于公布标准的，按照实际收入额计算。
　　应该领到各类应得待遇，因所在单位无生产经营能力，已经连续6个月未领到或未按足额领到的，经所在单位劳资部门及上级主管单位出具证明，并经县（市）区以上经贸或劳动保障部门认定后，可按实际收入计算。
　　（二）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金或者生活补助费，在扣除计算该费用所依据月数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后，剩余部分按照计算该费用所依据月数的平均额，计入本人月收入。
　　（三）有劳动能力无固定工资收入的自谋职业者的收入，按当地保障办拟定，市保障办同意的评估标准确定。
　　（四）赡养费按照被赡养人子女家庭月人均收入减去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后剩余部分总和的50％，除以被赡养人数计算；实际得到的赡养费高于上述规定的，按照实际得到的数额计算；在赡养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视为该赡养人无赡养条件，可以不向被赡养人提供赡养费。
　　（五）抚（扶）养费，有协议、裁决、判决的，按照协议、裁决、判决的数额计算；无协议、裁决、判决，或者虽有协议、裁决、判决，但其数额明显低于有给付能力抚（扶）养义务人收入25％的，每个被抚（扶）养对象最高可按抚（扶）养义务人收入的25％计算抚（扶）养费；抚（扶）养义务人有多个需抚（扶）养对象的，计算其需给付的抚（扶）养费最高不超过其收入的50％；实际得到的抚（扶）养费高于上述规定的，按照实际得到的数额计算；在抚（扶）养义务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时，视为无抚（扶）养条件，可以不提供抚（扶）养费。
　　（六）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农业户口成员，最低比照其户籍所在地农民上一年人均收入计算。
　　第十五条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的月人均收入，是以家庭成员前3个月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平均数额为基数，除以家庭成员数。

第五章　优待及辅助措施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时，可按规定享受优待：
　　（一）具有非农业户籍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等待政府安置工作的由城市待业青年中入伍的退役士兵（自退役起8个月内）；城市"三无"对象（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扶养人、抚养人、赡养人）；因公致残返城的原知识青年；享受国家40%定期救济的定救人员；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家庭中已成年但无劳动能力、无收入的残疾子女；年满30周岁、父母无工作或靠退（离）休金、遗属补助费生活、本人无工作、无固定收入且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人员，每月按当地城市低保标准享受全额保障金。
　　（二）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每户每月增发5元保障金；70、80、9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分别增发5元、10元和15元保障金；三胞胎以上多胞胎家庭未成年子女，每人每月增发80元保障金。
　　（三）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独身户、单亲家庭无劳动能力子女，在享受差额保障待遇时，每人每月按当地城市低保标准上浮30%发放保障金。
　　（四）两劳释解人员释解后前3个月内本人无收入的，可不受有无劳动能力限制，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给差额保障金，但不发给《保障证》。
　　（五）保障对象通过职业介绍机构介绍就业或在社区公共服务社内安排就业后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0%以内的，就业后前3个月内仍可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十七条　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给予下列辅助保障：
　　（一）一户一策。针对保障对象因就业、就学、就医困难，给予专项援助，劳动保障部门优先介绍就业、教育部门减免义务教育期间学杂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卫生部门减免部分医疗费用、民政部门提供大病救助等。
　　（二）经常化捐助。通过市、县（市）区、街道（乡镇）、居（村）委会四级捐助接收机构，将募集的衣被、家具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无偿提供给保障对象使用。
　　（三）行业援助。对保障对象的住房、采暖、就业等方面的困难，有关部门提供廉租房或租金补贴、减免采暖费、为其从事个体经营给予政策扶持。
　　（四）社会互助。社会各界及各有关部门通过敬老认亲、扶贫认亲、联络济困、对口帮扶、包户扶贫、扶残助残等形式，与保障对象家庭结对子，帮助解决各种困难，提供生活和精神援助。
　　辅助措施的具体规定由市及县（市）、区保障办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鼓励社会力量开展社区服务、经常性捐赠、扶贫济困等社会互助活动。捐赠的款物，由民政部门负责接收，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捐赠的款项（含物折款）可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第六章　保障对象的管理

　　第十九条　市及县（市）区、街道（乡镇）和居（村）委会应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机构，建立保障对象档案，加强对保障对象的管理。
　　第二十条　市及县（市）区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管理系统，使用统一软件，街道（乡镇）和居（村）委会要设置计算机管理、查询终端，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信息化。
　　第二十一条　保障对象在每月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同时，应通过居（村）委会向街道（乡镇）和保障办报告家庭收入变化情况，提出续保申请。街道（乡镇）、居（村）委会每两个月核查一次保障对象家庭收入情况。
　　第二十二条　应该领到而实际连续6个月未领到或未按规定足额领到各类应得待遇、已经按实际收入计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在享受待遇期间，需每季度提供一次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有效证明。
　　第二十三条　有劳动能力且无业的保障对象须无条件加入所在地区社区公共服务社。在公共服务社内其劳动收入高于保障标准的按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五）项规定办理；低于保障标准的在仍享受原保障标准的基础上给予本人不高于其劳动收入40%的补贴。
　　第二十四条　保障对象居住地发生变化（因承租廉租住房引起居住地发生变化除外），应在3个月内迁移户口，属于县（市）区内迁移的，由街道（乡镇）办理保障待遇迁移手续；属于跨县（市）区迁移的，由县（市）区保障办出具证明，到迁入地重新办理保障待遇申请手续。
　　保障对象因特殊原因暂时无法迁移户口的，应由现居住地派出所出具证明，方可在户籍所在地享受保障待遇。
　　第二十五条　对停止享受保障待遇的居民，街道（乡镇）要通过居（村）委会及时收回其《保障证》，交县（市）区保障办。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安排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专项经费，用于调研、培训、核查、建档、表证印刷、计算机维护、网络管理等专项开支。具体的经费额度由市财政局、民政局另行确定。

第七章　资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

　　第二十七条　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市及县（市）区按一定比例分担，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第二十八条　市及县（市）区保障办负责编制年度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需求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预算；财政部门根据预算按需要拨付，保证使用。保障办应按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资金执行情况，并在年终编制决算，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核。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民政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城市低保资金，由各级保障办委托的金融机构，以货币形式按月足额发放。
　　第三十条　各级财政、审计、监察、民政等部门应定期对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发放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法行为及时进行处理。

第八章　监　　督

　　第三十一条　市及县（市）区、街道（乡镇）和居（村）委会，要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办事程序、保障对象和资金发放情况向社会公示，并设立投诉、举报电话。
　　第三十二条　市保障办每年会同市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对全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结果向社会通报。
　　第三十三条　各级保障办要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采取隐瞒、虚报收入和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及胁迫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人员、扰乱工作秩序、拒绝或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为申请人就业、家庭人口和收入、实际生活水平、劳动能力等状况出具虚假证明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因政府征用土地划入城区管理的农业户口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大连市人民政府1999年3月15日公布的《大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大政发〔1999〕23号）、1999年6月1日公布的《大连市市内四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大政发〔1999〕49号）同时废止。